孟买达拉维地区的面积约为530英亩，居住着60万～100万人口。这是一个人类活动和企业经营高度集中的地区。人们没有在达拉维周围坐等自己的机会降临——变成《谁会成为百万富翁》的主人公。在一个空间狭小、地板脏乱、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两个人正在对硬纸板箱进行回收再利用——把它们撕开、把硬纸板翻转过来、然后重新钉上，硬纸板上面的字迹由此被换到了里面。这个房间还承担着兼作宿舍的双重功能，里面的旧纸箱可以营造出一个可供休息的场所。在它的隔壁，两位缝纫工人正在缝制乳罩，这可能会让你回想起一个世纪之前纽约的下东区。
附近有十几名制陶工人正在未经铺装的、街道旁边的房间里工作着，里面的灯光有些昏暗。他们把刚刚运来的陶土加工成罐子，然后放到门外的一口烈焰滚滚的炉窑里进行烧制。在另一个房间里，七八个妇女正在分拣使用过的塑料制品。这些回收再利用的活动让达拉维看起来很绿色。但是我确信，即使是最为热心的环保主义者也无法从注射器的回收再利用中得到多少快乐。
虽然达拉维积极创业的活力展现了城市贫困人口的正面形象——他们怀有雄心壮志，努力奋斗，并因靠近城市客户与生产要素而受益——但这一地区污浊的空气与污染的水源强调了城市人口密集的代价。街道没有经过任何铺装。污水管线——即使有的话——经常会溢出到供水管网中。每1,000多位居民才拥有1个公用厕所，因此，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街道上小便。在这种情况下，疾病是无法避免的，它夺走了许多印度穷人的生命。一项研究表明，在孟买，肺结核是导致人们死亡的第二大因素。它的传播导致孟买的人均寿命预期比印度其他地区低7岁。
1962年，心理学家约翰•卡尔霍恩在《美国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的是当他建立了严重拥挤的老鼠聚集区之后所产生的非常恐怖的后果。老鼠出现的问题包括：很高的幼崽死亡率、同类相食、“狂躁的过度活动”和“病理性退缩”。人们可以合理地提出质疑：高度密集的老鼠是否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人类在城市中生活的启示？在其他物种（如恒河猴）身上进行的试验已经发现，密度过大可能会导致杀害而非亲密。卡尔霍恩的文章是一种警告。它提示我们，密度过大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孟买的交通拥堵可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出租车往往会停在一头阉牛拉着的牛车后面。尽管达拉维是非常安全的——得益于一个运转良好的、邻里相互关照的社会体系——但整个孟买城里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犯罪分子，如臭名昭著的、专门抢劫或杀害宝莱坞明星的匪徒。
这些问题不是孟买或印度所独有的。每一座较为古老的城市都一直在与疾病和犯罪作斗争。每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都面临着潜在的拥堵问题。人口密集可以传播思想，同样也可以传播疾病。这些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但它们往往需要某一个积极的甚至是富有侵略性的政府部门进行干预。政府部门无所作为往往被看作是促使农村贫困的一个理由——这种可怕的逻辑认为，由于城市里不够干净，人们应该留在他们农村的棚屋里。不论是从道德理性还是实践理性来看，这种逻辑都是完全错误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政府必须采取西方国家的城市政府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所采取的措施：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同时安全地处理人类产生的垃圾。它们必须确保贫民区的安全。它们甚至必须采取许多美国城市未能采取的措施：打破那种会剥夺贫困孩子权益的孤立，让他们能够享受到大部分人由于生活在大城市里而能享受到的各种好处。西方国家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与城市的疾病、腐败、犯罪，以及种族隔离的斗争为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的教训之一就是：这些斗争绝不是轻松的。
达拉维贫民窟同时展示了印度人民的伟大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的无能。尽管这会让像我一样喜欢采取自由市场方式的人士感到不安，但解决达拉维问题的办法并不是让政府消失。事实上，在许多领域里，如土地使用和营业许可，印度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减少干预；但是，对于像达拉维这样的贫民窟所面临的重大城市问题，根本没有自由市场式的解决办法。城市极其需要有实力和有能力的政府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安全的社区和快捷畅通的街道。
高度地推崇民主很容易，但有效的城市政府往往需要这样一位铁腕领导人的治理——他不受监督和制衡的制约、无需关注每一个心怀不满的公民的意愿。在谈到自己在纽约市打击犯罪的工作时，泰迪•罗斯福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分权制衡理论完全是自找麻烦”。我并不完全赞同他这一观点——分权制衡在限制无良的领导人方面会发挥非常有益的作用——但是，泰迪•罗斯福在遏制腐败方面的举措肯定会受到阻挠，因为他下属的警察局长有能力否决他的行动。泰迪•罗斯福关于“不受限制的改革”原则似乎是，集中权力有助于防止受益于现状的势力阻止改革。正如我们在战争期间会赋予我们的领导人更多权力一样，当我们的街道很不安全或者我们喝下的每一口水中都带有病菌时，我们也许不得不更多地相信他们。
我非常赞赏印度实施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民主制度，这在全球较为贫困的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喧闹的民主加上各种固定的选区，这经常会阻碍大幅度改善城市生活所必须采取的强有力的行动。印度民主中最为糟糕的一点就是，权力往往掌握在邦而非城市的手中；并且正如美国参议院一样，各邦往往是由农村的选举人来主导的，他们拥有更多的人均代表权。印度的城市需要把自己的命运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金沙萨的困境
达拉维是人类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下来的典范。但是，有些城市则完全丧失了正常的功能，它们挫败了人们为了过上体面生活而付出的最为艰苦的努力，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首都金沙萨。当政府部门完全无法应对数百万贫困人口聚集在一个城市里所带来的后果时，城市可能就变成了令人恐怖的地方——犯罪分子和病菌在那里肆无忌惮地兴风作浪。这种失败使得城市无法实现它的核心目的，即通过精英人士之间以及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流来实现整个国家的发展。除了最具奉献精神的人道主义者以外，谁愿意为了如此之少的回报而到一个风险如此之多的地方来呢？
金沙萨有一个很糟糕的开端。它是由冒险家亨利•莫尔顿•斯坦利于1881年建立的，并被命名为利奥波德维尔，目的是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提供一个贸易地点。这位国王的名字变成了野蛮的殖民主义——迫使非洲劳工开采地下资源，并利用大规模的屠杀作为统治手段——的同义词。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利时政府有所进步。在20世纪50年代，这座城市几乎已经变得很不错了。但在刚果独立之后，金沙萨发生了急剧的恶化。在32年的时间里，蒙博托•塞塞•塞科进行的是严重腐败的统治。由于对内实行工业国有化、对外穷兵黩武，并且从未进行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方面的投资，扎伊尔（他给这个国家重新取的名字）陷入了赤贫的状态。蒙博托的执政经历告诉我们，泰迪•罗斯福提出的关于“不受限制的改革”原则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只有当权力掌握在正确的人手中的时候，权力的集中才是好事情，但这一点并不能得到任何保证。在蒙博托下台之后，这个国家（现在又重新改名为刚果）的情况并未有什么好转，因为有数十万人死于战争，而且腐败依然十分普遍。
由于刚果的持续动荡，金沙萨出现了迅速的扩张，尽管没有一个运行有序的政府来缓解它所面临的问题。自1960年以来，金沙萨的城市人口从44.6万人增加到了1,040万人。
个人独裁的一个标志是权力以独裁者为中心向外辐射。因此，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的首都要比实行稳定的民主统治的国家的首都平均大30%。关于印度尼西亚腐败问题的一项研究发现，当照片上距离这个国家的独裁者最近的某个公司的领导人生病的时候，他治理之下的公司的股票价格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如果你想在扎伊尔的强盗统治中分得一杯羹，你就必须来到金沙萨、必须接近蒙博托。
一些研究表明，1/3以上的金沙萨儿童受到了疟疾寄生虫的感染。在2004—2005年间的一次伤寒大爆发中，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到了感染。除了其他问题之外，金沙萨长期以来还一直是艾滋病流行的重灾区。最早的HIV阳性血液样本于1959年来自利奥波德维尔的居民。1985年，一次随机的抽样调查发现，有5%的金沙萨居民受到了感染。美国有线新闻网最近将金沙萨列为了全球十大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金沙萨的情况是非常恐怖的，但刚果其他地区的情况往往更加糟糕。美国国务院指出，在金沙萨旅行，“白天的时间基本上是安全的”，但“偏远地区是不够安全的，因为犯罪活动十分猖獗”。1996—2003年间，让中非国内人民饱受折磨的战争将数万人赶到了相对安全的刚果首都。在每1,000名出生于金沙萨省的婴儿中，有73人死亡时还不满1周岁。这大约是美国平均水平的10倍，但低于刚果农村的水平。200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金沙萨的某些地区，10%以上的儿童存在着营养不良的问题。这一数字听起来令人不安，但在与首都以外的地区相比时除外，后者的数字有时会超过30%。十分可悲的是，国营的供水机构无法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刚果有30%的城市人口不得不长途跋涉30分钟以上去寻找饮用水，但这并未阻止来自这个国家内陆地区的移民。
由一个野蛮的殖民主义政权建立、后来由一位邪恶的独裁者统治的金沙萨实在是命运多桀。今天，从伦敦或纽约的角度来看，这座城市面临的问题也许是无法解决的；但是，纽约和伦敦曾经也不得不解决类似的问题。世界上每一座较为古老的城市都曾与疾病和暴力进行过斗争。那些艰苦卓绝的斗争所取得的最终胜利应该让金沙萨看到希望。
治疗患病的城市
瘟疫是在公元前430年通过比雷艾夫斯港口进入雅典的，可能导致了1/4雅典人的死亡。这座城市的领导人伯里克利就是它的受害者之一。大约970年以后，瘟疫袭击了君士坦丁堡，根据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的记载，在高峰时期每天有10,000多人死亡。在1350年之后的3个多世纪里，瘟疫经常造成西欧城市居民的死亡。在17世纪，城市地区的死亡率甚至大大超过了英格兰农村。18世纪初期，瘟疫突然从欧洲消失了（尽管并未从亚洲消失），但黄热病入侵了。在1830年之前，霍乱也开始在西方的城市中肆虐。
尽管早期针对疾病的公共卫生行动基本上仅限于隔离，但越来越聪明的城市人（如约翰•斯诺）正在逐渐获得遏制瘟疫传播所需要的知识。斯诺是一位来自约克郡的煤炭工人的儿子，他在14岁时跟随铁路先驱乔治•史蒂芬森的医生当学徒。9年之后，斯诺独自一人步行了200英里来到伦敦，学习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所必须掌握的技术。两年之后，他拿到了资格证书，并成了一名成功的医生和医学研究者。他从自己所在的这座城市中学到了很多知识。他最伟大的成就来自于：在1854年霍乱爆发时，他观察到了霍乱致人死亡的方式。
伦敦是斯诺的实验室。在当地一位牧师的帮助下，他对居民进行了走访，并制作出了一张具有重要意义的霍乱发作地图。这张地图逐个街道、逐个案例地标明了这种疾病的地理分布。通过研究霍乱的分布地点，斯诺发现，某一个水泵成为了这次霍乱爆发的策源地。他通过走访得出了结论，“除了习惯饮用上述泵井里的水的人以外，伦敦这一地区没有出现具体的霍乱爆发或流行”。附近喜欢喝麦芽酒的人仍然很健康，酒精具有杀死水生细菌的能力，它长期以来帮助城市居民远离了疾病。
这口水井似乎受到了附近一个粪坑的污染，那个粪坑里存有被污染的粪便。在斯诺让人将那台水泵的手柄移走之后，这场霍乱慢慢地平息了下来。斯诺并未完全搞清楚霍乱的细菌来源，但他正确地判断出这种疾病是通过被污染的水传播的。斯诺的研究为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提供了初步的证据，即城市必须提供清洁的饮用水以确保城市人口的健康。斯诺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自我保护性的城市创新的例子，即城市能够获取解决它们自身面临的问题所需要的信息。
在美国，市政府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开始承担起提供清洁的饮用水这一非常艰巨的任务，其主要的推动因素是直觉而非斯诺的科学。他们不知道通过哪一种途径认识到，受到污染的水在疾病的爆发中发挥着某种作用。于是，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提供更加清洁的饮用水。当黄热病于1793年和1798年席卷美国的城市之后，费城和纽约决定向它们的市民提供没有被附近的粪坑污染的水。在英国建筑师和工程师本杰明•拉特罗布的指导下，费城走上了公用事业的道路。尽管建设和运营的成本远远超过了拉特罗布最初的预计，但费城最终拥有了一个功能完善的公用系统，其水源来自斯库基尔河上游。
纽约则走上了私有化的道路，但它试图节省金钱的举措意味着清洁的饮用水要在几十年之后才能到达曼哈顿。在黄热病爆发之后，纽约市议会首先提出的是公用系统的方案，但州议员、同时也是失败的副总统候选人亚伦•伯尔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为了打击他的政治对手——市议会中的联邦主义者，他拉拢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本身是联邦主义者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作为盟友。汉密尔顿反对为了资助公用系统而增加税负，并说服市议会接受了伯尔提出的关于私营供水的方案。
接下来，伯尔利用自己娴熟的政治技巧通过州议会制定了一部新的私营供水公司章程。章程的主要条款允许该公司募集200万美元的资金，并将任何剩余资本用于“不违反纽约州或美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利可图的交易”。这一表面上看似并无不妥的条款意味着伯尔可以利用这家公司为所欲为，只要它能够供应一些水。他从金融而非供水中看到了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汉密尔顿无意之中为他自己的纽约银行树立了一个竞争对手。曼哈顿银行已经拥有了两个多世纪的成功，后来发展成了大通曼哈顿银行，现在又变成了摩根大通银行。但是，它的确没有解决纽约的供水问题。
为了节省伯尔开展金融业务所迫切需要的资本，该公司使用了一口旧井，并建造了一座规模很小的水库。曼哈顿公司似乎违背了要从布朗克斯引入清洁而新鲜的饮用水的诺言，取而代之的是将来源不明、饱受质疑的幽暗之水（aqua obscura）注入到了公司的蓄水系统当中。
许多地方实行私营供水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存在着两个潜在的问题。消费者无法方便地核实他们的饮用水的质量，这意味着供水公司是有机可乘的，它们可以在不影响销售的前提下节省自己的成本。即使一家私营的供水公司可以确保它提供的水是清洁的，但消费者并非总是愿意或能够为保证这种清洁处理的有利可图而支付很高的代价。在比较富裕的经济环境下，这两个问题往往并不存在，可以认为那里的人们会为了饮用水的清洁而支付较高的费用；而且一般来说，可以认为那里的供水公司会提供符合健康标准的饮用水，尤其是考虑到若非如此，它们可能会面临诉讼的风险。但在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年代，即使非常富有的市民能够派仆人到住宅区去购买新鲜的水，但这个市民肯定想得到，居住在较为贫困地方的人正在使用更加便宜和污浊的商业区供水。尽管他们非常谨慎，但不清洁的水仍然可能会杀死这位富翁或他的家人，因为全城性的瘟疫可能会从那些贫穷的地方开始，并通过廉价和污浊的供水传播开来。
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外部性，即某一个人的行为未经自愿的交易而对另外某些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外部性需要某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供水也不例外。由于曼哈顿公司未能解决纽约清洁饮用水的问题，水生疾病一直在反复地出现。纽约市有时会因为某一年中发生的瘟疫而丧失其人口总量的0.5%以上，达到其正常年份死亡率的两倍，比如1832年的那场霍乱。
最后，纽约市采取了费城的模式，为公用供水事业投入了数百万美元，正如汉密尔顿所警告的一样。耗资900万美元（按照2010年的币值计算，超过了1.7亿美元）建成的克鲁顿供水系统自1842年开始为纽约供水，清洁的饮用水很快发挥了作用。1860年之后，婴儿死亡率出现了连续60年的惊人下降，从南北战争结束时的30‰下降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10‰左右。
1896年，美国有大约1,700个公用供水系统，市政府用于供水方面的开支相当于联邦政府用于除军事和邮政服务以外的所有开支。在巴黎，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利用他作为拿破仑三世代理人所享有的几乎毫无限制的权力建造了一个污水处理系统。它至今仍然为巴黎提供着服务，并吸引游客到它的隧道中参观。
经济历史学家维尔纳•特鲁伊斯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城市水务领域的投资大大减少了由于伤寒和其他疾病所导致的死亡。清洁的饮用水甚至减少了那些由于并非通过供水系统传播的疾病所导致的死亡。与一个世纪以来关于马萨诸塞州清洁饮用水影响的研究相一致的是，特鲁伊斯根和他的合著者约瑟夫•费里埃发现，自从1850年开始，芝加哥较低的伤寒症发病率与其他疾病的大幅度减少基本上是如影随形的。其他疾病导致的死亡之所以出现减少，可能是因为水中传播的疾病过去被误认为是其他疾病；或者是因为水中传播的疾病破坏了人们的免疫系统，从而导致它们在遇到其他疾病的攻击时出现失败。不论是哪一种原因，费里埃和特鲁伊斯根认为，“清洁的饮用水的出现是导致1850—1925年间芝加哥死亡率下降30％～50%的原因”。
清洁的饮用水进入城市只是因为政府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让达拉维的贫民窟能像巴黎的街道一样消灭水中传播的疾病，这将需要政府或者受到适当补贴和管理的私营公司付出同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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