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城市自产生以来，已经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工业革命拉开了城市化的序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和扩张，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强，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形成。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直接驱动力，工业化在给城市带来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使城市结构和城市形态发生变化，城市开始遭受“城市病”的困扰，如大城市的极度膨胀造成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挤、空气混浊等。如何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实现城市的良好发展，成为国外城市研究者和规划者关注的焦点。
毋庸置疑，城市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着不同的难题，当然其研究的成果也各具不同。回首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城市发展理论研究诞生了许多优秀成果，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1933年的《雅典宪章》、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1999年的《北京宪章》以及2004年的《知识城市宣言》等。可以说，从过去的田园城市到今天的知识城市，这些理论对世界城市的发展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人类探索城市发展规律的努力也始终没有停止过。
二、国外城市发展理论的简单梳理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城市发展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环境，遭遇着不同的问题，城市的研究主体也不尽相同，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发展理论。但各个阶段的城市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是在批判和弘扬前人的观点和理论上生成的一种难以割舍的关系，这些理论的传承性、批判性、创新性、象征性是不同语境下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梳理这些理论成果及其特点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城市化的路径选择，规避西方走过的老路，为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一） 田园城市——开创近代城市规划学的先河
18世纪工业革命拉开了世界城市化的序幕，推动了城市化的第一次浪潮。城市化带来的聚集效应，改变了城市的产业、人口、社会和空间结构，让城市成为财富和知识的聚集地，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发展，同时也让城市遭受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空气混浊、就业困难等“城市病”的困扰。农村由于人口的外迁，也变得破落，“从城市化那天起，就埋下了罪恶的种子”。凡此种种，不得不引起人类对城市发展的反思和理论探索。其中，以英国城市研究者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1898年出版的《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一书中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最为著名，影响最为深远，被认为是翻开了城市规划的新篇章，开创了近代城市规划学的先河。
马万利、梅雪芹（2008）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概括为：针对当时以“城市病”为代表的各种社会问题，指出田园城市是一把既能解决城市问题，又不牺牲农村利益的“万能钥匙”；田园城市理论以地租改革为突破口，对城市进行面向乡村的合理规划和适当管理，使之逐步发展为更大规模的城市群——社会城市；田园城市理论不仅是一条社会改革的和平途径，而且就实现田园城市这一目标本身的途径而言，也要靠示范的力量，而不是个人主义的无序发展或社会主义的强制组合。他们指出田园城市理论的三个主要贡献：一是在工业化导致城市自然无序发展的背景下，表达了“城市需要规划”的思想；二是田园城市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与今天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具有一致性；三是田园城市理论不仅关注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更关注社会状态，主要表现在对住宅、就业、公共场所、学校、教室等的设计上。[1] 张京祥(2005)认为田园城市理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体现了城市规划指导思想立足点的根本转移，从显示统治者权威或张扬规划师个人审美情趣的旧模式转移到以关心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体现了对城市统治权威的挑战和人本主义思想。 [2]王志章(2008)指出，田园城市理论不仅是对当时社会问题及思潮的反映，更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通过改变物质环境缓解社会问题，推动社会改革。[3]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诞生后的1924年，英国还成立了田园城市协会对其进行推广。应该说，田园城市理论对后来的有机疏散论、卫星城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也直接催生了后来的新城运动，在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当然，田园城市理论并非万能的钥匙，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批评其理论的也不乏其人，比如，著名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其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就对田园城市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她反对霍华德把好的城市规划看作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勾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认为霍华德的理论如所有的乌托邦计划一样，拥有任何重要计划的权利只属于手握重权的规划者。[4]
（二）雅典宪章——满怀理性主义的思考
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源于工业化和城市交通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随着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城市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交通得到极大改善，大大促进了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的转变。这期间，大多数建筑师出于建筑物在空间上扩展所形成的城市功能组合和空间形态的思考，研究对象集中在物质体型环境，关注不同用地功能构成和空间组合所达成的不同效果，目标是解决城市的秩序性和效率性问题，即通过城市土地与工程布局安排，实现秩序、效率和美的要求。
1928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在瑞士成立。1933年，在雅典召开了其第四次会议，会议的主题为“功能城市”。会议结束时发布的《雅典宪章》（Athens Charter）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大纲，它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认为城市的拥挤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因为缺乏分区规划造成的，而通过处理好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的功能关系以及利用现有的交通和建筑技术可以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实现城市的有序发展。[5] 一方面，《雅典宪章》宣称“人的需要和以人为出发点的价值”是衡量一切建设工作成功的关键，表达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城市建设理念，是城市规划和建设思想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李敏，2001）。宪章中认为居住是城市最重要的城市功能，住宅区应该占用最好的地区；住宅区应该接近一些空旷地，以便将来可以作为文娱及健身运动之用等表述都体现了宪章对人的尊重，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另一方面，《雅典宪章》包含了保护历史遗产的思想（姚赯、蔡晴，2005）。该宪章要求通过交通组织、功能置换、周边环境清理整治等手段，将城市中的历史地段和历史建筑物隔离开来，以体现其功能分区的原则，从而形成了最原始的城市中的历史保护区的概念。[6]尽管《雅典宪章》成为城市规划和发展的理论指导，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过分强调理性主义思想，并没能有效地解决和遏制现代城市出现的种种问题。
（三） 马丘比丘宪章——人本主义思想嵌入
二战后，世界各国纷纷致力于重建家园、大规模地发展经济，世界经济进入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世界人口的增多和城市增长速度的加快，导致生态、能源和粮食供应出现严重危机。城市衰退，住房缺乏，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生活质量的普遍恶化成为不可否认的后果。
1977年，世界建筑师、规划师会聚秘鲁利马召开了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以《雅典宪章》为出发点，分析了城市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总结了近半个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和方法的演变，展望了城市规划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会议结束时签署的《马丘比丘宪章》指出，近几十年世界工业技术空前进步，极大地影响着城市生活以及城市规划和建筑，无计划的城市化进程和对自然资源的滥加开发，使环境污染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认为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应该对《雅典宪章》的某些思想和观点加以修改和发展。
《雅典宪章》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马丘比丘宪章》则是对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反思，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强调要客观理性地看待人的需要，对自然环境和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关于城市化，《宪章》认为，城市化“要求更有效地使用现有人力和自然资源”，“要在现有资源限制之内”进行城市规划，必须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环境继续恶化”，“恢复环境固有的完整性”。[7]《马丘比丘宪章》认为《雅典宪章》“为了追求分区清楚却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构成”，主张“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来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8]《宪章》还提到每一特定城市和区域应当制定适合自己特点的标准和开发方针，防止照搬照抄来自不同条件和不同文化的解决方案。在设计思想方面，《宪章》强调，现代建筑的主要任务是为人们创造合宜的生活空间，重点是内容而不是形式；不是着眼于孤立的建筑，而应追求建成环境的连续性。《宪章》坚持“技术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应当正确地应用材料和技术，并提出群众参与设计全过程的思想。
综上所述，《马丘比丘宪章》中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体现了理想化的人本主义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念极为接近。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城市追求的新目标
20世纪70年代，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民族冲突成为主导人类社会的三大问题，这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面对新的困境，人们不得不反思传统的发展模式，探索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纲领性文件《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在探讨了关系全人类发展前途的人口、资源、粮食、环境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并对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后，明确提出：自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同时人类社会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当总量达到“增长的极限”，人类就不可自救。
继罗马俱乐部后的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该定义强调一是人类要发展，必须满足人类的发展需求；二是不能剥夺后代人享受自然资源、获得生存的权利。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生态持续是基础，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是目的。人类共同追求的是自然、经济和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9]可持续发展理论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发展观和思维方式，为包括城市在内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来指导城市发展逐渐成为各个城市的选择，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目标。
（五）北京宪章——新世纪城市发展的行动纲领
人类自进入21世纪后，城市发展面临着诸如“大自然的报复”、“混乱的城市化”、“技术‘双刃剑’”、“建筑魂的失色” 等挑战。面对这些问题，1999年，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师聚首我国首都北京，出席国际建筑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签署了由吴良镛先生执笔的《北京宪章》，明确提出“变化的时代，纷繁的世界，共同的议题，协调的行动”的纲领。
《北京宪章》在分析了21世纪城市发展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后，指出“如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正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其真谛在于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文化、美学各个方面，提出整合的解决办法”，认为“可持续发展之路必将带来新的建筑运动，促进建筑科学的进步和建筑艺术的创造。”，并提出“从传统建筑学走向广义建筑学”的思考。
从《北京宪章》的一些基本理念中可以看出，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更加注重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艺术的知识内涵，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环境、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和人文社区的和谐，建设“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更加公平的人居环境”，培育一种地点感，使社区滋养出那些有提升作用的、富有灵感的、令人难忘的建筑环境和居住模式，从而形成特殊的归属感。[10]
（五）知识城市——城市发展路径的新选择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知识产业比重上升，对经济的贡献率显著提高。同时由于全球化带来的信息流、人才流、资本流和知识流的快速流动，致使城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作为人才、信息、资本等主要聚集地的城市，如何应对全球化语境下知识经济、新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成为学界和城市管理工作者关注的重要课题。
2004年9月，一批国际著名的知识管理专家、全球100多座城市的政要和学者汇聚欧洲知识城市巴塞罗那，出席全球“E100圆桌论坛”(E100 Roundtable Forum)，对世界知识城市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会后发表的《知识城市宣言》（Knowledge City Manifesto）指出，今日之城市应该强化“以知识为基础发展”，走知识城市之路。该宣言还对知识城市的定义、衡量标准、基本框架要素、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等进行了阐述。从此，“知识城市”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理念进入全球视野，并逐渐为世界各国所认同，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重要的路径选择之一。
知识城市这种最新的城市发展理念或模式突破了以往城市传统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的思维方式，把追求以知识为基础的城市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的目标。[11]知识城市凭借其“不仅强调信息、知识的重要性，更注重社会文化、资源环境、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多元文化的容忍度和包容性、自由度、高效透明的政府以及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优势，[12]成为许多发达国家推崇的城市发展理论，并应用于城市的转型、“复兴”之中，如今天的伦敦、曼彻斯特、巴塞罗那、慕尼黑和新加坡等都已成功转型为全球著名的知识城市。
三、国外城市发展理论的总结
纵观上述国外城市发展理论的路线图，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相互的依存性、联系性、批判性、继承性和创新性。一种理论是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反思和创新。具体来说，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点：
（一）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产物
无论是工业革命时期的田园城市理论还是后工业社会的知识城市理论，都是当时社会背景的反映，是在回应各种社会需求、变革和挑战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产物。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通过建设城乡一体的田园城市的方法来解决伦敦等大城市拥挤带来的各种问题；《雅典宪章》在面临城市缺少规划、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强调通过城市规划和功能分区来实现城市的有序发展；《马丘比丘宪章》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问题凸显的情况下，注重对现有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有效使用以及对自然的尊重；可持续发展理念着重对自然资源的保护；知识城市理念体现对城市空间不足的反映以及对信息、知识等新资源的关注。
毋庸置疑，这些理论对当时的城市发展以及未来城市理论的创新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认识的狭窄和城市化水平的限制，每个阶段所形成的城市发展理论也存在许多不足，这是可以理解的。
（二）城市研究主体走向多元化
近现代时期，对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城市的研究主体大都为城市建筑师和规划师。如田园城市、紧凑城市等理论都是由规划师提出的，而《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北京宪章》是在建筑师大会上由建筑师和规划师主导的。他们主要通过物化的元素来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但城市问题仅靠规划和建筑领域的努力是不能全部得到有效解决的。因此，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城市问题开始引起其他学科领域学者的关注。城市研究主体开始走向多元化，不仅有建筑师、规划师，还有社会学家、生态学家、知识管理专家、城市政府管理人员等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研究领域对城市问题进行研究，大大丰富了城市发展理论，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多视角为解决城市发展和城市化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模型。
（三）城市发展理论的不断深化
纵观城市发展理论的路线图，从“田园城市”到“知识城市”无不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一个城市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强调“以知识为基础发展”，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用知识经济引导城市的未来。这是城市发展理论不断深化的结果。
如前所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主要强调的是通过改变城乡之间的关系来推动社会的改革，构建一个环境优美、社会公正的社会。正如芒福德在其《城市发展史》中指出，“田园城市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有花园和绿地：它与别的城市全然不同的创新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个组合体对错综复杂情况加以合理而有序的处理，这个组合体能建立平衡和自治，而且，尽管情况千差万别，能维持得整体有序，尽管需要生长发展，能维持内聚力和协调和谐。”[13]这反映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与今天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致性。《马丘比丘宪章》以一个被遗忘的拉美文化历史遗址命名，体现了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北京宪章》重视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城市建筑学的影响。知识城市则是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城市发展理念。
四、国外城市发展理论研究对中国城市化的启示
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市化。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走上快车道，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46%，城镇人口达到6.07亿。到2050年，城市化率将达到70%。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着生态环境的破坏、贫富差距的扩大、资源的耗竭、社会冲突等巨大挑战。[14]国外的城市发展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进行反思和总结的结果，无疑对我国的快速城市化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
我国城市要健康发展，必须走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15]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对于指导我国城市发展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国外先进城市发展理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我国城市化要健康有序发展，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具体来说，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广大市民的根本需要为本；二是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三是坚持城市各区域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四是必须做好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空间各种要素的有效配置，构建新的“磁体”，在科学发展中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
（二）大力发展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经济增长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知识经济需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当今的信息社会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因素，是经济生产力提升与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知识这种新资源的诞生为许多国家带来了福音，它是一种无污染、可再生、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加强对知识资源的利用，既能大大减少我国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更好地节约和减少资源；又能无污染、可持续地创造财富，促进环境的健康发展。
在资源枯竭的挑战下，我国很多城市面临着沉痛的转型过程。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安全有保障、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重视知识资源的利用，通过提高国民教育、普及通讯设施的利用、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来培育和创新知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改变传统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产业，通过知识产业的不断发展，构建知识产业园区，发挥园区的辐射和集聚功能。因此，我国城市政府要做好城市规划，制定良好的适合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加大对教育产业的投资，促进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为知识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加大对知识产业的扶持；为知识产业的发展提供优越的社会环境。
（三）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
可持续发展中，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保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根本的目标。可持续发展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而言就是要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乡关系失衡、社会分层、社会排斥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城市空间分异等社会极化现象，导致城市冲突严重、犯罪率攀升等问题的出现，影响了城市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仅靠无限放大城市空间是不能得到解决的。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城市应该以国际知识城市为范式，培养城市社会的包容性、多样性，提高城市生活质量，走知识城市和可持续发展之路。知识城市重视“城市的多样性”，关注社会的公平和民主，通过各种渠道为市民营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不断提高市民的创新能力和生活的品质，这些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五、结语
回顾世界城市的发展历程，以及国外城市发展理论的演进，从工业革命时期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再到21世纪提出的知识城市新理念，都体现了人类对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认识的不断升华。
近现代的城市发展理论，注重对城市功能和不同空间组合的研究，希望能够利用较小的空间来满足人们更多的需求；当代，人们开始探索对有限资源的利用和对环境的保护，关注社会的公平和谐，追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尽管近代和现代的城市发展理论中有很多理论值得我们去继续研究和思考，但受到当时历史阶段的限制，已经不能解决当今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面对新的城市发展问题，具体哪一种城市发展理论更能适合人类发展，成为各界探讨的重点。知识城市这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面世无疑是对城市发展理论的一个新突破，它在继承前面各种城市发展理论优点的基础上，注重对“知识”这一特殊资源的利用，解决了诸多城市发展过程中对有限资源的利用问题，实现了对城市狭小空间的无限放大，并以创新生态学的视角来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众多学者积极推崇的城市发展理论。针对我国城市而言，了解国外的城市发展理论可以为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通过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可以促进我国城市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知识城市范式与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新路径研究（08BSH020）；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全球知识城市与中国知识城市构建研究（批准文号：07JA84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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