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中规院交通所副所长张国华
在日常生活中,庞大的汽车保有量向国人提出了“汽车文明”的紧迫命题:驾驶者抱怨最多的是堵车,骑车人抱怨最多的是汽车挤占了慢车道,行人抱怨最多的是过马路汽车根本不让行人;反过来,司机抱怨行人、骑车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乱穿马路。人们发现,国人在路上多有抱怨且易怒。汽车数量的激增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我们在城市规划、交通建设、文明培养等方面是否也还没有做好准备?为此,笔者对话中规院交通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张国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经历了快速的进步,在这样的发展中也就难免积累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是用西方经济学模型都无法解决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是用5年、10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可能要20年都无法完成的发展。以城市化为例,诸如北京、上海乃至浙江义乌,在2005年做的规划,原计划要在2020年达到的水平(就人口大指标而言),在2010年已超过。而在汽车产业的问题上,2005年国际普遍作出的预测是2014年中国的汽车市场将超过日本,至2019年超过美国,但现实是,2009、2010年在“汽车下乡”等相关政策刺激下,中国汽车销量增幅分别达到45%及32%,已经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
预测是用来做规划的根据,但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预期,以往的很多规划由于缺少对超前部分的预留而显得局促。事实上,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纽约、东京等大城市也都是乱糟糟的,这是城市发展绕不过的一个阶段。如何改善,则在规划上要有超前的预留。国内城市也有成功的例子,深圳的城市设计在这一方面就做得很好,当年按照200万人口做的设计应对现在的1000万人口仍胜任。而 “预留意识”无疑会在今后的城市规划中有更多体现。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国人的心态难免浮躁。具体到行车问题上,就是“车不让人,人不让车,谁强势谁占先”。这点在西方社会已经形成较好的文明行车习惯。近几年,国内的城市,如北京和上海,分别历经奥运和世博的洗礼之后,在“争抢”方面有所改观,然而,在超快速发展阶段,求快的理念依旧深入人心,完全扭转需要时间。
从交通设置而言,如何做到以人为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点要结合不同的阶段、方面去认识。在农业文明时代,路只要通就可以;在工业文明时代,大宗商品的运输使得高速、高架建设必须跟上;到了知识经济时代,道路交通除了要解决规模和速度的问题,还需要结合人们的消费空间、情趣空间等作出调整。以上海外滩拆除的高架为例,那正是公共空间的需求,因为城市交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将高品质的环境还给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这对我国目前的交通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过,在我们当下的交通管理体系中,交通管理部门“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而国际惯例中,则应该是由专业的团队完成设计,交警只是作为执行者。譬如红绿灯的设计。国外的调研证明,德国人忍耐红灯的极限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这些国家的红灯时间绝不能超过市民忍耐的极限。而我国城市有的路口红灯长达126秒。如何通过人性化的设计确保交通流畅,在这方面,我们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当然,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国家的城市道路发展并不适用中国城市,但香港、新加坡是可供借鉴的城市范本,他们在规则秩序建立和个人文明意识培养上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现阶段,大多数国人都处于比较着急的状态,这有积极的一面(带来了工作的高效和快速的发展),但表现到交通素质上,却是过于强调个体自由而忽略文明秩序,这在有些人毫无道理的变换车道、随意插车上可见一斑。要想有所改观,需要政府部门做好城市规划,而城市中的个体也需要借助诸如奥运之类的盛事提升交通素质。只有心态放平和了,城市之堵才能更有效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