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有生命的。每座城市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有不少城市在历史的长河中死亡和湮灭。城市是有历史的，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演进特征，从而构成了城市的文化生命体征。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生命的重要载体。保护城市的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城市的历史，保护城市的精神传承，保护城市文化生命的完整性。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很多城市经历了大拆大建。无数承载历史文化的中国传统建筑被视为“破烂”而拆毁，建造起一批被当时的决策者认为“美观”“洋气”的高楼大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已经拆毁的中国传统建筑才是这个城市中“最值钱”的，对西洋建筑模仿得再像也只能是“赝品”。
画家齐白石曾对自己的学生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城市建设莫不如此。一味地简单模仿，只能导致城市建设的雷同、刻板与僵化，无异于走进城市建设的死胡同。多年来，“千城一面”一直为人诟病，但如今高楼比赛仍在进行，大厦加广场的建筑模式仍被推崇，以至于具有独特历史文化韵味的古建筑群被迅速推倒，许多具有地方传统风味的文化名街相继消失，大量见证中国近代发展史的工业文化遗存也“在劫难逃”。“千城一面”所造成的缺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显现。毋庸置疑，社会的发展推动着城市的更新，但城市究竟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展示给世人？
观点一：有文化才有“含金量”
每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在大部分时间里，城市都是稳定发展的。除了受战乱影响比较大之外，它在常规情况下都是逐渐在变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以前或周边建筑形制的复制和模仿。这样上百年逐渐演变，城市在此进程中得到不断更新。但是，当城市进入高速发展的时候，城市需要扩大规模，以城市中心为圆点，向四周均衡扩散。而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古城就会被包在城市中间，城市中心区的地价会迅速攀升。这时改造城市中心区的压力就出现了，如果这种压力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大面积地出现，城市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整片改造现象，一个城市就不可避免地面对丧失其历史特征的危险。
前国家文物局副秘书长、顾问，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物保护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说，在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是近十年来，不少城市提出了旧城改造思路，追求大规模的建筑群、大体量的建筑物，导致城市面貌千篇一律，而这种单一面貌的文化正在吞噬以历史城镇、历史街区、古老建筑为标志的城市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有的城市为了追求提高宝贵的城市用地的使用率，使土地升值，不惜在历史文化遗产密集的区域进行开发；有些地方为了满足现代城市中高速、便捷的机动交通的需要，改变历史城市的格局和风貌，甚至直接拆除或迁移文物古迹；许多地方在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区域进行建设时，不按程序要求先期进行必要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取得科学资料，导致了永久性的损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杭州流传一个说法：尼克松总统访华，对杭州的印象是“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此后杭州开展了一轮城市大拆建。经过考证，有人提出尼克松当初的说法其实是“古老的城市”，对杭州城市建设并无贬义。此后的杭州市委、市政府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全新的“城市有机更新”理念，对全市剩下的一万多间老房子，不管多么破旧，都“应保尽保”，认为是“文明的碎片”。
1998年，面临拆迁的杭州市孩儿巷98号户主反映，此宅为“陆游故居”，要求保留。杭州市文保所认为“无依据”。杭州市政府下文要求户主搬出拆除。一审法院也判决户主败诉并限期腾空拆除。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很大社会反响。不少专家认为，孩儿巷98号是清代中晚期建筑，留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价值数千倍于一幢新的豪华商品房。陆游曾在这里留下“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千古绝句，虽然不是陆游故居，但陆游多次来杭都住在孩儿巷，而且98号是至今所发现的最接近历史风貌的孩儿巷建筑，因此专家一致认为它是“陆游纪念馆”的首选。
于是，尽管不是陆游的故居，也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孩儿巷98号居然逃脱了很多挂着“文物保护”牌子的建筑物都难以避免的被拆迁的命运。最终，房管部门作出了“停止拆除”的行政决定，法院撤销一审判决。2005年，孩儿巷98号被杭州市政府正式确定为“陆游纪念馆”并对外开放，整个展馆分上下两层，一层为陈列室，包括陆游展区和文史展区；二层为临时展馆，主要用作资料摆放和学术研讨。
观点二：旧城改造不能导致“开发性破坏”
城市化是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方向，但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防止和减少“开发性破坏”。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同时，在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误区，比如把城市化目标变成一种指标，导致一些城市出现不理智的盲目扩张问题，一味“求大求洋”，表现在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就造成了“开发性破坏”：原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丧失或变味，而新的城市景观和其他地方一样，“千城一面”，没有特色。
中国古建筑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罗哲文指出，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在建设发展中出现不少大规模毁坏古城区的情况，缘自认识上的误区，即把城市发展和文物保护看成一对矛盾。认为文物保护不但浪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还阻碍一个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其实，这两者并非绝对的矛盾，至少不是根本性的矛盾。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城市的一笔宝贵的经济资源，有人形容为“城市名片”，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通过开发旅游和相关产业，使这个经济资源转化为财富，就达到了保护和开发相协调的效果。
罗哲文用“已经破坏得无法再破坏了”来形容目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大中型城市，他认为现在大城市里能够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都应该列入重要文物，不能再受到任何破坏，旧城改造中破坏文化遗产的现象甚至已经蔓延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这方面中外都有可以借鉴的例子。巴黎、罗马都是历史久远的古城，在城市建设上，就采取了原样保护古城区，另外开辟新城区的做法。我国云南的丽江、山西的平遥也采取了相同的办法，古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丽江古城、平遥古城都被接纳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扬中外，吸引了大批旅游者，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古城保护和新区发展可以说两全其美。
多年来，在世界宜居城市排行榜里，温哥华一直名列前茅，并多次荣登榜首。温哥华的中心城区是个适宜步行的地方，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被完整保留而成为温哥华最重要旅游景点之一的中国城。
规模仅次于旧金山中国城的温哥华中国城是北美地区第二大中国城，初建时期的格局基本被保留下来，很多上百年的老屋依旧保留完好。温哥华比例颇高的华人居民加上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使中国城成为温哥华市中心最热闹的地区之一。
在温哥华中国城中，多处富有纪念意义的景点乃至文物古迹是中国城最吸引游客的魅力所在。中国城中许多古而美的建筑物，因有了历史，且设计精美、雕饰有艺术性，而被列为保护文物，只准维修，不可拆卸。走在唐人街上，会觉得这个城市很“后现代”，新旧建筑物列队向你招手。
观点三：用文化“经营”城市
著名建筑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澍说，城市是有生命的，老建筑就是城市的记忆。先进的文化观对城市软实力的意义，不仅是“做地”，还在于“城市经营者”可以从文化中直接挖掘出经济价值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历史文化名城舟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遭遇了“定海古城拆迁风波”，在全国形成巨大的舆论反响。当时的舟山市政府很委屈，觉得老百姓要改善居住条件，就必须要大动土木。不然，古城的老百姓就是居住在“电炉子”“火山口”和“台风眼”上。一些人士质问，要求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的一些模式来保护旧城是不现实的，“死人要给活人让路”，否则城市现代化的路子怎么走？城市怎么发展经济？老百姓的生存条件怎么改善？
进入新世纪以后，舟山市在老城区之外规划建设“临城新城”，逐渐把老城人口往新城疏散，实现居住质量的提升。城市决策层开始认识到，功能性的建筑可以另辟空间，看似破烂的古城才是最值钱的。城市可以从这些“金名片”中挖掘旅游价值，凸显个性，打造知名度，发展会展经济等。总之，古城不完全是怀旧的“花瓶”，是可以在经济发展、改善百姓生活的诉求中体现其“金饭碗”效应的。
在杭州，政府规定凡是超过50年以上的建筑物都不能拆，有的定为“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有的通过“修旧如旧”的保护模式进行开发利用。
京杭大运河边有一个堪称“最为破旧的棚户区”的小河直街，以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建筑居多，房屋破旧不堪，没有排污设施，一到雨天就污水四溢，遇到火灾就可能“火烧连营”。
杭州市政府投巨资对小河直街进行了更新修缮，打造“运河概念”历史文化街区，使之成为中外游客了解“老杭州”的重要景点。这些全木结构房子的修缮成本每平方米要一万多元，全部由政府出。修缮完成后，原住户可以选择扩面搬迁，也可以选择回迁。综合保护工程完善之后，这个景区吸引了很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大批专家考察了小河直街，对这种旧城保护和利用的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由于类似景区的建设，运河边的土地大幅升值，拍卖所得再投入老街区保护、建设，实现了良性循环。杭州运河综合保护委员会主任陈述说，小河直街的建设投入没有依靠财政一分钱，就实现了财务平衡。
结语：维护好历史传承，才能留住城市“命脉”
美国著名城市研究专家詹姆斯?特拉菲尔说：“科技改变城市面貌，欲望则铸造城市的品格。”当下中国城市营销的最大误区是，一味地在所谓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地相互抄袭和克隆。城市发展的公开秘诀就是能不能营造出自身特有的魅力。城市的竞争应该是软、硬环境同步竞争，然而，国内许多城市只注重城市“硬环境”的比拼，而忽视了城市的“软环境”发展，比如提高服务行业质量、放宽人才引进政策以及城市文化个性的保护和塑造等。作为文化遗存的古迹老建筑老街区（包括百余年的近现代工业遗产）是城市文化特色的集中表现。保护好它们，就留住了城市个性赖以存在的载体。
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说，当前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文化遗产和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处于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不推进城市建设是不现实的，变改造旧城为保护、激活旧城却是现实的。这不仅需要地方政府真正承担起改善民生、保护并促进文化传承的责任,同时也需要唤起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强化文化保护的公众参与，让民众真正成为文化遗产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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