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山地园区建设的出路在于本土化】

　　最近，“第三届山地城镇可持续发展专家论坛”在西部山地城市攀枝花召开。会议就山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讨论，提出“山地经济应注重长远生态效益，不能简单套用低山丘空间布局模式，需要处理产业与产业之间、产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由于国家加大了对耕地资源的保护力度，强化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使城市规模扩张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硬约束。许多西部山区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向山要地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一些省份率先开展了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发试点工作，但成功案例少，失败案例较多。究其原因，主要存在对山地开发急功近利，产业发展混乱的现象，这一做法从缓解土地供需矛盾的探索方向上是值得肯定的，但从产业开发及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却存在很多的困难与问题。

　　首先，我国西部山区大多土地贫瘠，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水资源缺乏，因而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生态保护压力较大。因此，在土地平整、水土保持、地灾防治等方面一般要增加额外投入，这给本不富裕的地方财政造成很大负担。同时，向山发展对土质、生物多样性及地质结构的影响可能会产生地质灾害隐患，例如兰州市在新城扩张过程中造成全市水土流失面积高达12471平方公里，占总土地面积的96%。同时，地质构造运动强烈使得地质灾害隐患点高达863处，受威胁人口达到66.7万人。

　　其次，大部分山区可进入性差，交通条件有限，交通运输距离长，这造成了产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与外界难以疏通，从而影响了企业人才、资源及信息的发展滞后，运输成本的提高无形中加大了产业发展成本。由于地形地貌复杂，可建设用地较少且分散，产业上山后，企业布点零散，发展混乱，难以形成产业聚集，同时还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困难，对产业园区化发展形成瓶颈。

　　第三，西部山区矿产资源丰富造成产业园建设同质化严重，集群特征不明显，有些园区贪大求全，涵盖产业各个门类，功能定位不准确，导致资源浪费严重。最后，西部山区不少产业园产业构成与分布不合理，特别是上下游产业缺乏产业配套与协作，相关辅助机构和服务组织不完善，难以形成互补性强的产业链。因而，产业集群发展水平不高。很多产业形不成产业链，产品单一，收入来源少，企业群之间规模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不高，企业网络和系统集成还未充分实现。

　　总之，在向山要地的城市化背景下，西部山区产业发展问题较多，特色不突出，竞争力较弱。未来该如何突破发展？在诸多的制约因素中，是否能冲出藩篱，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体系？我们认为，西部山区的产业建设需要从本土特色出发，严格遵守生态规律，统筹规划，创新发展，提高产业关联度，走特色化、品牌化发展之路。

　　首先，西部山地产业发展要注重生态效益。

　　向山要地不是简单的“削山造城”。云南某城市为拓宽工业园区规模，采取“削山填谷”的方式扩大用地。在城区周围10平方公里的缓坡和半山坡上，当地政府通过削山填谷，规划形成了一园十一片区，其中离主城区最近的工业园区有5公里，最远的距主城区达上百公里。这种规模化的扩张造成交通、基础设施及管理成本的急剧上升，而削山的填谷的做法对土壤及地质结构的破坏也将必然带来自然灾害隐患，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其次，西部山地产业发展应因地制宜。

　　未来西部山区矿山资源开发将受到限制和规范，地区工业发展必须突出节能降耗的特色，国外在这方面的做法值得提倡。洛林是法国东北部的山地城市，一直以铁矿、煤矿资源丰富而著称，因资源、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以及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彻底关闭了煤矿、铁矿、炼钢厂和纺织厂等成本高、消耗大、污染重的企业，重点选择了核电、计算机、激光、电子、生物制药、环保机械和汽车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关闭后，迅速抹掉老矿区的痕迹，对其进行重新包装，或建居民住宅、娱乐中心，或作为新厂厂址，或植树种草等，如今洛林已成为法国吸引外资最主要的地区。

　　西部山地的农业可变资源劣势为优势，结合干旱及土地的沙化开发生产具有西部山地特色的旱地西瓜、旱地大蒜、反季节食用菌、沙生药材等农产品；结合高原的冷凉气候，开发高山苦荞、优质豆类、马铃薯以及具有高原优势的各类花卉种植，重点培育山区“冷凉”经济；同时利用高原光照长、温差大的特点，重点培育“红色”、“金色”和“蓝色”产业，不断扩大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规模，以独特的“色彩经济”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西部山区农业产业园。

　　西部山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与深厚的地域文化造就了其独一无二的旅游竞争力：华夏文明的源头黄河、世界级高原独特景观与冰川聚集地、国宝大熊猫、藏传佛教圣地、少数民族文化、巴蜀文化、陕甘宁红色文化、三江源、西部动植物基因库等等。随着生态文明的深入发展，旅游业将是西部山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目前许多西部山区也开始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培养，但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却盲目追求“名头”和跟风，从而导致无法形成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鲜明特色和区域品牌。未来西部山区的文化旅游要加强体验性，突出西部资源特色，地区之间需要实现捆绑发展，互补发展，利用独特的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旅游精品，同时还需发挥旅游业的产业聚集效应，注重三产联动，对提升地方的经济发展起到带头作用。

　　总之，西部山区产业发展不能走急功近利的“削山经济”之路，在保证提高当地人们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还需确保生态环境的安全，规避同质化恶性竞争。山地发展有制约也有优势，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扬长避短，因地制宜的制定发展策略，而不是盲目跟风，毁了青山绿水，也毁了发展潜力。

　　【地方政府与央企的恩怨如何了】

　　近日，兰州政府与兰州石化的恩怨纠葛，引爆了舆论关注。先是兰州市环保局“征讨檄文”式严斥兰州石化屡次违法排污，后是兰州石化反击兰州市政府“逼宫”公司搬迁，接着在国人期盼大战即起的殷切目光中，双方握手言和，征讨戛然而止。在兰州，乃至整个甘肃省，兰州石化一直是被当地政府偏爱的核心企业。其拥有“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项目、是新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炼化生产企业、且多年蝉联甘肃省企业纳税额榜首。但当纳税功臣变为污染罪魁，兰州石化让当地政府又爱又恨，感情复杂。在环保压力倒逼地方政府对上央企时，搬迁就成为两者之间绕不开的话题。而与兰州石化更有可比性的，就是同样深陷搬迁困局的中石化金陵石化、中石化黄岛石化区、中石油大连石化、中石油安庆石化等企业，都处于环境污染严重和搬迁资金巨大的双重矛盾中。实际上，像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巨型央企，却始终是各地争抢的“香饽饽”。新建一个炼油项目，动辄就是几百个亿的GDP以及无限延伸的下游经济被拉动。对于可能落到当地的项目计划，地方政府往往排除万难为项目落地创造条件，所有的环境隐患也好，污染风险也好，都能在环评报告中找到“可控”的理论依据，从而为恶性循环埋下祸根。一旦污染超标发生，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就会激化。随着GDP导向的考核指标的弱化，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石化企业的污染问题和加强环保监管。若想避免类似征讨的再次发生，地方政府必须在在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时充分考虑石化及类似行业的高污染属性，科学理性地上项目，不要把环保的希望全寄托于加强监管和问责企业；央企也应以此为鉴，在投资项目时充分考虑选址的环境风险和今后的矛盾关系，防患于未然。

　　【川南城市群联控治霾需爬坡过坎】

　　据悉，自2015年元旦开始，自贡、内江、泸州、宜宾的空气质量指数无一幸免的接近“爆表”，四城陆续处在一片灰霾之中。同呼吸、共命运的空气，风一吹就散了，不存在区域的边界。自贡的脏空气，可能污染内江，泸州的脏空气，也可能飘到宜宾，区域间联防联控，才能更好地做好大气污染防治。为此，自贡、内江、泸州、宜宾四个城市将召开相关会议，并初步决定在本月内正式启动川南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川南城市群联防联控治理大气污染是个长期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坚持和灵活的策略。若要取得预期治理效果，就不可避免地“爬坡过坎”。一是重视源头控制，全民参与，树立区域的环境容量意识。优化能源结构是当前的重点，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是长期的努力方向，挖掘行业节能减排的潜力不可或缺；二是制定统一的大气环境保护规划与标准，明确川南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同控制目标，避免各自为战；三是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与责任认定机制，形成有效的管理模式，推行诸如烟尘控制区、地方空气质量达标管理等有效的管理措施；四是建立川南城市群环境数据共享及信息发布平台，打破区域雾霾研究的壁垒，辅以大气污染治理的专项资金及专业人才培训，从而充分利用科技驱动推进区域协作治霾；五是参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的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有选择地在目标措施制定、重污染天气共同应对及交叉执法防止地方保护等方面进行有益借鉴。

　　【开发区转型体现城市发展新常态】

　　近日，安邦（ANBOUND）高级研究员唐黎明博士，近日带领团队在东部地区调研，发现许多城市开发区面临转型压力。客观来讲，开发区是各地城市快速发展工业的一个途径，同时也成为各地追求工业化目标和追求GDP的一个有效形式。我国开发区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这其中不可持续、不协调和不平衡等问题开始显现。目前许多开发区的发展方式仍是粗放型，主要依靠扩大外延，增加土地面积进行发展，结果出现盲目圈地等现象。与此同时，产业结构面临严重同质化的威胁。全国很多开发区都没有真正结合当地特色进行发展，往往都在优惠政策、财政返还、低地价上做文章，产业雷同，引发恶性竞争。众多开发区的建设，增大了地方招商引资的竞争压力，在这样的竞争下，对入驻企业的限制门槛不断降低，导致许多开发区产业层次较低。中国多数开发区以制造业为主体，虽然经历多年发展，技术、项目水平方面比周边的区域要高一点，但总体来说，仍然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201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意在进一步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如今的中国进入“新常态”，不论是在经济结构还是发展方式上都要做一系列的重大改变。新形势下，要求开发区要适应新常态，及时进行转型升级，继续成为承担国家发展战略的载体。

　　【资源承载力决定大城市的发展边界】

　　据悉，最近北京启动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本次规划将人口、土地、资源、产业、环境等多种要素进行统筹考虑，以寻求通过资源约束，尤其是环保和土地资源约束，倒逼城市紧凑发展。中国许多城市都面临资源约束的问题，尤其是在城市空间规模迅速扩张的形势下，空间资源承载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对于中小城市来讲，可能表现为空间尺度过大，资源严重浪费。对于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来讲，资源紧张与不均衡的问题就十分突出。近年来，特大城市的扩张速度非常快。北京城区已经扩大到了原来的6倍，快速的空间扩张引发和加剧了一系列“城市病”。在新型城镇化和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下，解决北京的“城市病”，一方面要放在京津冀区域内治理，把非首都核心职能的产业发展，尽可能压缩疏解到周边。将周边城市建成具有竞争力的“城市群”，城市功能相互衔接、匹配、分担。另一方面，在北京内部要设定一系列资源要素的极限或者“天花板”，以资源承载力为基本标准，在内部做好生态加法和负载减法，从而促进人口、产业与资源承载趋于总体平衡。简单来讲，就是设定城市资源承载红线，抑制城市盲目扩张。未来，这种资源约束倒逼城市集约发展的方式将可能成为城市发展的常态。

　　【社区分类治理促城市精细化发展】

　　近日，安邦（ANBOUND）城市战略组在北京市朝阳区进行密集调研，北京市朝阳区2013年获得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2014年被民政部确认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其中有一些好的经验。朝阳区位于北京市东部，是北京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区。在47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北京商业繁荣、文化突出的CBD核心区，奥林匹克公园核心区、电子城北扩区，三里屯、亮马桥等使馆区、798艺术区、潘家园古玩文化园区；同时也分布着环境脏乱、安全隐患突出的城乡结合部，如豆各庄、常营、来广营、金盏乡、黑户乡等。复杂的城市产业结构与贫富差距较大的人口特征使得朝阳区社区管理难度较大。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精神，朝阳区把社区按照老旧小区、老城拆迁安置房、农转居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商品房和新农村建设房等进行分类，加强社区分类治理，通过居民自管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模式推进老旧小区准物业管理，提高社区规范化建设和管理水平；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深入开展六型社区、智慧社区、环境优美小区和“三无”小区创建工作，提升社区宜居环境；通过持证社工为社区提供专业服务，孵化一个社区社会组织，组织社区居民依法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实现自助、互助和社区自治，以增强社区凝聚力、归属感和人文关怀，促进社区文明、和谐与稳定。安邦（ANBOUND）认为，通过这种社区分类治理的方法，社区综合服务将向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体系化迈进。同时这种方法有利于化解街道矛盾纠纷，减少信访案件，促使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激化、问题不上交，使得全街道社区稳定和谐，人民群众安居乐活，全域城区化不断推进。总之，社区分类治理是规范和推进政府职能社区化，构建服务型政府和培育公民社会的路径选择，是社区管理的创新法宝。

　　【低成本的保障房只能成空置房】

　　据报道，全国保障房建设的典型、青岛市重点民生项目，包含公共租赁房3797套，限价商品房6253套的青岛白沙湾保障房社区，曾是全国最大的保障房社区，因位置偏僻、缺乏配套设施而变成了一座空城。实际上，青岛保障房的空置现象并非孤例，在河南、陕西、广东等地，保障房空置的现象大量存在。按照惯常的理解，在房价高涨的当下，保障性住房应会面临竞相申请、一房难求的局面。可现实却有悖于惯常的理解，不少城市的保障房建设和供应出现了一种始料未及的现象：“房等人”，本应是保障对象轮候保障房，却变成了保障房轮候保障对象。住建部“十二五”建3600万套保障房达标在即，一边是低收入群体“望房兴叹”，对“有所居”的迫切需求；另一边却是各种原因下的保障房空置率高，房源存量不断增加，社区渐成一个个“空城”。表面看，保障房空置多是由于位置偏、配套差及质量没保证等造成，但深层次的实质性原因却是政府在保障房建设中缺乏民生意识，过于关注建设成本和土地成本。随着有限的土地供应的减少，不同区位的土地含金量不同。区位较佳的地块，含金量较高，通常用于地方的财政创收；而区位较次的地块，含金量较低，往往被政府拿来进行保障房建设以节省成本。保障房建设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任务，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考核任务，保障房只有量的保证而无质的提升。这种情况下，保障房没有发挥真正的保障作用，还造成了土地、资金等资源的大量浪费，实际上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成本。保障房要走出“房等人”的尴尬境地，地方政府责无旁贷。首先是树立牢固民生意识，确保从保障对象的实际需求出发进行前期调研，科学选址规划保质保量建设，合理设置门槛公平透明分配。其次完善保障房的考核与问责制度，保障房的考核指标应以人为本，侧重解决了多少户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而非单一的开工量与竣工量，杜绝保障房变成“保政绩房”。（ZJ）

　　【日本的城镇化如何留住乡愁？】

　　新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是“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城市居民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所谓的“乡愁”反映的是城镇化中应该坚守的文化使命、历史情怀和生态理想；而具体如何落实？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首先是新与旧的协调，面对一些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日本采取了“活化”的手段，对于古建筑等一些物质遗产采用现代化的手段，打造有文化传承的建筑，同时赋予其新的业态功能支撑；而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手工艺、文化、艺术和传统节庆活动则主要或通过技术更新，或用新的科技手段模拟、或文化体验的方式植入到休闲旅游产业，满足外国游客对日本文化好奇心和求知欲；第二是循环型社会的建设，从经济、环境、文化、生活方式方面建立全息的、立体化的“生态循坏”。如：对资源的循环再利用、人和环境的和谐关系构建、文化和历史记忆符号的连续性、各个城市间对自身文化的挖掘和提炼以保持各自的特色等；第三是城市和乡村的统筹发展，日本主动顺应了逆城市化的趋势，在中小城市和乡村也配置了像大城市一样健全的基础设施配套，实现了城市与乡村一样的便利却不一样的特色，通过一些有特色的业态和功能性项目，疏解大城市的压力，满足了一部分逃离城市冷漠的人群诉求；最后是主动顺应老龄化的趋势，让休闲经济和养老经济结合起来，让老年人在晚年找回久违的归属感。通过以上的四步曲，日本在城镇化建设中做到传统和现代融合、城市与乡村的结合、代际关系的和谐，真正做到了“留得住乡愁”，为我们的新型城镇化及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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