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历史上日本曾多次向中国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其中包括城市规划的制度与方法。到了19世纪，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仅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就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封建农业国家，脱胎为发达、开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今日的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文化、技术的很多方面都领先于中国。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值得我们深思。
英国规划学者彼得·霍尔爵士2004年7月来华作关于交通与世界城市的报告时曾经说过，在城市交通规划方面中国更应向亚洲国家如日本学习。我们或可把这一论断推而广之，在整个城市规划领域学习、借鉴日本经验的科学与合理之处。从中国现实出发，学习日本、借鉴日本也是有必要的。一是中国当前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快速城市化阶段，与日本战后的经济腾飞阶段有很多相似之处。二是比起其他西方国家，中国与日本有着同源的文化和相同的区域背景。虽然中日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但是有了这两个基准点，日本的成功经验仍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近年来国内规划界对欧美等国的城市规划研究成果日渐丰富、深入，相关专著、论文集、译著、期刊文章不断面世；相形之下，对日本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另一方面，国内的日本研究界偏重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方面，城市发展及城市规划同样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这样的研究空白，需要去填补。
基于以上实践和研究的双重考量，我们约请了来自中日不同院校的8位学者撰稿，从各自的视角去剖析日本城市规划的某一个侧面。本专集希望通过探针式的考察去把握日本城市规划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日本城市规划变迁的机制
探讨日本城市规划，需要关注两对作用力——“外”与“内”、“上”与“下”。
首先是“外”与“内”的问题。“外”是指来自国外的城市规划思想与实践的影响，“内”是指本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日本的历史可大致分为古代、中世、近世、近代与现代五个阶段。在这些历史阶段当中，外力与内力共同推动了日本城市规划的发展演变。
日本城市规划制度的源头往往来自外部。在古代，制度变迁主要的外力来自中国。8世纪时大化革新下确立的国家体制效仿自中国隋唐的政治制度。这一时期城市规划体制——条坊制，也是学习了中国的里坊制、并历经三次迁都对其进行优化。近现代以来，日本积极向西方学习，大力倡导“脱亚入欧”、“殖产兴业”，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的强国。在这个时期，城市规划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引入了欧美等国当时较为先进可行的一些制度和思想，如德国的建筑线与土地区划整理、美国的分区制、英国的田园城市论与有机城市论等等，但都经过了转化使之适用于本土。外力总是能够适时的发挥重大影响，这突出表明了日本是一个善于向外界学习并融会贯通的国家。
而内力是对“拿来”的制度进行变革和优化的力量。中世时期律令制度解体，条坊制也随之瓦解，镰仓幕府成立后对其权力基地的营造，特别是市民自治下城市空间的组织，适应了当时城市工商业发展和市民安全保卫的需要。到了近现代，在明治与大正时期，日本封建制度崩解、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初步建立，日本现代城市规划制度初步定型。该过程中内力的作用逐渐超过外力——直观表现为外务省与内务省对规划权力的竞争，以及内务省最终占据上风。昭和时期，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全面确立。在二战战后重建的迫切需求、以及战后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多重内力刺激下，进行了大规模、多尺度的城市规划实践，并逐步完善了有日本特色的城市规划体系。这时，距明治维新正好一个世纪。但是，该体系在1970年代遭到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石油危机的冲击，再一次面临变革的压力。1980年代以来，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经济不景气及重新复兴等阶段，社会方面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如分权化、东京一极化、小城市萎缩、环境问题和人口老龄化，这些内力因素都带给城市规划新的任务与课题，并促使城市规划法分别于1999年和2006年做了两次重大调整。
第二个问题，是“上”与“下”。这里的“上”与“下”，既可理解为中央与地方、也可理解为政府与民众。无论是在古代还是近现代，无论统治者是天皇、幕府还是内阁，日本一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自上而下的控制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但是，日本一直有“下克上”的传统，这是一种在高压之下下层对上层、对掌权者、对制度进行颠覆的力量，集中表现在市民对于民主自治的诉求上。
上与下之间的博弈，在两个时期表现得比较明显，即中世与近现代，这两个时期有不少共通点。中世时期上与下的博弈表现为市民自治对幕府权威的颠覆，其结果是塑造了“中世自由都市”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在近现代表现为从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转变的趋势，1999年颁布的《关于为推进地方分权构建相关法律体系的法律》，标志着地方分权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对于日本城市规划的影响必然是深刻而长远的。事实上，这种从集权到分权的转变，是整个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大势所趋。即使是英法等传统的强势中央集权国家，步入1980年代以后也开始分权化的进程。分权不单表现为中央与地方权责的重新分配，也表现为市民社会意识的上扬。1980年代以来席卷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亦从经济与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与文化领域，引起了公民身份、个人意识的复兴，非官方机构与半官方机构的大量组建。日本1999年地方分权法案的颁布，可以看作是全球化时代东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呼应。
专集的内容组成
本期专集共收录8篇文章，可分为两个类型：历史研究与当代研究。
前3篇属于历史研究，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勾勒了一个日本自中世以来城市及城市规划演变的大体轮廓。《日本中世时期的政治格局与城市空间的变迁》一文探讨了中世时期律令制崩溃、幕府制度确立这一时期城市空间的变迁，考察了“中世自由都市”的特征以及对后来的影响。《东京近代城市规划》从西方思想的影响、企业家的自发实践和本国之路的探索三个角度，分析了明治维新以后东京的城市规划思想及实践，反映出城市规划从西化到本土化的转变历程。吕斌教授的《日本经济高度增长与快速城市化阶段的城市规划制度及其实践》一文分1923年关东大地震、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复兴、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1980年代后日本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这四个阶段，对城市规划制度与实践的变迁进行了系统的诠释。这3篇文章有助于理解日本城市规划在中世、明治与昭和这三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当中的种种波动与变化。
后5篇文章属于当代研究，集中探索了当代日本城市规划的制度与实践。谭纵波教授的《从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纵观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日本城市规划事权（职权与责任）从集权走向分权的过程，通过丰富的案例研究深入分析了这种演变的背景、原因和动向。这篇文章如与专集第一篇文章放在一起阅读，会对日本规划史当中上与下的动力机制产生更清晰的认知。小林重敬教授的《日本地方城市中心城区活性化的架构》集中论述了2006年日本与城市规划相关的三项法律——《城市规划法》、《建筑标准法》和《中心城区活性化法》的修订目的、法规体系和特点，认为修订的核心在于使中心城区政体再生（活性化），并略论了地方对法律修订的回应。这两篇文章对读者把握日本当代城市规划制度与法规体系的总体趋势和特征有很大的帮助。
接下来两篇文章都与横滨相关。袁家冬教授、胡娜与李少星的《横浜“港口未来21世纪”规划的分析与借鉴》全面阐述了横滨这座日本京滨地带核心城市的一项持续了20余年的城市改造规划实践——“港口未来21世纪”规划。高见实教授的《地区合作与地区城市建设》以横滨市为例，研究了日本基于地区合作的地区性城市建设的最新动向。这篇文章同样反映出当前分权与自治的现状，在事例方面是上述《从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一文的有益补充。
专集最后一篇文章藤川昌树教授的《当前日本的历史城市保护》，通过实例分析了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分支——历史城市保护。文章指出“真壁作为历史城市的价值并非源于建筑物的古老”，由此探讨了将街区整体而不是少数历史建筑作为保护对象时所采用的评价与保护规划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
这些文章，对于“日本城市规划”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只是一种探针式的研究，还有很多视角、很多层面与细节没有得到揭示，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努力。专集期望能够抛砖引玉，推动对日本城市规划从思想制度到实践应用的全面、深入的研究。
专集组稿过程中得到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谭纵波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吕斌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朱青副教授的鼎力协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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