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发表题为：“经济走势和应对策略”的主题演讲。王一鸣表示，本轮经济放缓的原因相对比较复杂，既有周期性的变化，也有结构性的因素;既有外部需求的收缩也有内需增长的放缓;既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有中长期因素的影响。重视稳增长的问题，就要明确宏观调控面临多重的目标，一个是短期如何稳定物价;一个是中期如何保证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的区间;还有一个是长期如何确保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具体来说，短期需要适当扩大公共投资，中期则是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机制。
本轮经济放缓原因复杂
王一鸣说，要分析目前经济放缓的原因，就要从长一点的时间段来观察。从本世纪以来季度增长率的变化看，最高点在2007年的二季度，三季度开始增长率放缓，但是当时经济还偏热，中央采取了双紧的政策，经济增速的放缓人们并不太去关注。到2008年的四季度，金融危机开始冲击中国经济，经济增速发生了比较大的下滑，当时一个共同的认识是可能出现类似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所以采取了刺激政策。
刺激政策实施以后，2009年一季度依然在放缓，最低点的季度增长率是6.6%。二季度经济开始强劲反弹。但是到了2010年一季度，在刺激动能逐步释放以后，季度增长又开始慢慢的减弱，一直持续到现在。比较来看，2007年三季度到2009年一季度，上一轮经济放缓经历了七个季度，幅度为8.2个百分点。2010年一季度开始到现在，如果把2010年四季度的轻微反弹忽略掉，这一轮经济放缓经历了十个季度，共放缓了4.3个百分点。这说明总体上第二轮放缓的幅度要小很多，更接近于软着陆。如果说上一轮都没有出现硬着陆，这一轮经济放缓的时间更长，放缓的幅度更小，就更不容易出现硬着陆。
这轮经济放缓的原因也需要讨论，因为它相对比较复杂，既有周期性的变化，也有结构性的因素;既有外部需求的收缩也有内需增长的放缓;既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有中长期因素的影响。
逐条分析，先看内外需求的问题。我国出口通常每年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今年的出口在大幅度回落，今年1-8月份只同比增长了7 .1%，7月份当月只增长了1%，8月份当月出口增长2.7%。全球经济的放缓是出口增速回落的重要背景。中国对第一大出口市场欧盟的出口呈现大幅度的回落，7月份负增长16.6%，1-7月份累计负增长3.6%。
内需一般包括投资和消费两块。其中投资的增速也是逐月在放缓，1-8月份同比增长20.4%，比1-7月份又下降了0.2个百分点。投资里面主要是三大版块，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一个是房地产投资，还有一个是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因为2008年刺激计划的实施扩大了基数，所以现在没有新的投资计划的话，同比速度很容易大幅度回落。今年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负增长2.1%，到5月份以后，国家投放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现在开始回稳，但是速率还是很低，上半年只有4.4%。第二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行业从去年1月份开始调控，由于人们买房子都是买涨不买跌的，于是需求下来了，投资就很难稳定。所以房地产投资也是持续的回落，只是还比预期的要好，是渐进的回落，上半年是16 .6%的增长率。第三个就是制造业投资，受到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一个理智的企业家很难再去投资。从这三个板块来看，都没有强劲增长的动力，所以投资增速在放缓。
再看消费，同样是逐月下降的过程。7月份是13.1%，8月份是13.2%，往常一般是17%-18%。消费增速的回落跟调控政策是直接关联的。比如对房地产的调控，就使得与房地产关联的这些消费品，比如家具、家装、音响、器材等的销售额都下降了。这块下降的幅度比较大，也成为近期家电供应商价格竞争的背景。另外，由于去年有人预期会高通胀，为了保值买了许多金银珠宝和奢侈品。今年由于物价回稳，加上国际上黄金价格回跌，这方面的销售也在下降，对消费也有相应的影响。
再看周期性的调整和结构性的因素。本轮经济放缓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因为经济都是有周期波动的。而且这一轮经济的波动，因为金融危机，下行的周期被拉长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要恢复到平均的趋势线大概要7年。今年才是金融危机后的第五个年头。
按照王一鸣的理解，结构性因素主要讲的是中国的结构性矛盾，最大的是内外需结构和投资消费结构的不平衡。我国之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基本的特征就是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如果国际市场变化，出口往往首当其冲。出口下降反过来会影响投资，结果造成产能的严重过剩，从而拖累了经济增长。
最后看短期波动和中长期因素的相互作用。短期的因素就是一些政策性的因素，比如去年抑制通胀实行政策的紧缩。去年把防通胀放在首位，所以采取了很多抑制通胀的手段，货币明显的收紧。另外，去年对房地产的调控，规范地方的融资平台，对现在的经济放缓可能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中长期因素就是所谓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很难实证性的去计算到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不过经济学界一致共识，我国现在处在阶段性的转化之中，将从所谓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按照经济增长模型，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的投入，劳动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资本投入取决于储蓄水平，储蓄率的变化又跟人口抚养比成关联关系。现在我国老年人比重迅速提高，被抚养人口占比由下降开始上升，通常来说老年人储蓄会减少，所以社会的储蓄率就要下降。
劳动力的供需形势实际上也在变化。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接近峰值，再往后就要缓慢的下降。资本投入减少，劳动投入减少，经济要保持原先的增长速度就只能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本世纪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是下降的。因为上世纪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跨部门转移，比如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进入到服务业或者进入到制造业，它的劳动生产力会提高5、6倍甚至7倍。但是现在这种转移的进程在明显放缓。还能靠什么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从企业层面来看，现在我国的技术进步还很慢。过去很多年我国搞加工贸易，这种代工路径一旦形成很难调整，所以在技术进步方面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一个就是资源环境的约束也不允许我国继续高速增长。
稳增长要扩大公共投资
鉴于本轮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如何调控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王一鸣说，现在有两种观点，有的说要强化逆周期的调控，有的说要顺应经济规律让它自然调整。为什么不能放任自然调控，因为经济持续的下滑会带来一连串的变化，比如说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产能过剩不光只在传统产业，也在新兴产业。我国风能设备利用率只有50%，太阳能90%出口欧美，但是现在美国反倾销，欧洲也反倾销。而且企业一旦遇到产能过剩就要减员，就业压力就会迅速增大。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就业压力不大，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劳动力增长开始明显放缓。但是如果经济持续下滑，就业压力还会出现。
另外，企业收入减少了马上就会影响到政府的收入，8月份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已经开始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2%，往常是超过20%。而政府收入开始下降，就又会带来诸如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三角债的风险等等。中国经济基本增长模式还是速度———效益型的，只要增长速度跌破7%，效益就会大幅度下降。政府企业收入也会下降，个人收益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不能自由放任，就还是要重视稳增长的问题。短期的应对，不得不去考虑的是外部环境。从外部环境来看，现在还是有不确定性，就是说不清楚。比如欧元区会怎么样，希腊会退出欧元区吗，欧元会解体吗，谁都说不清楚。从几大经济体的情况来看，美国经济回暖的动力不足，说到底是缺乏新的技术革命。欧元区还是处于危险阶段，一季度零增长，二季度负增长-0.2%。现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重债国的衰退幅度在加剧，德国经济也开始出现了放缓，法国则是三个季度零增长。日本经济肯定好不了，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的电器销售受到巨大的冲击，索尼电视在欧洲比其它品牌贵三分之一。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国内关停核电站，电力供应又不足，争钓鱼岛更是导致8月份对华出口下降了9%，日本国内矛盾巨大。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也在放缓。
另外，还要明确宏观调控面临多重的目标，一个是短期如何稳定物价(8月份物价已经开始回升);一个是中期如何保证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的区间，所谓合理区间，就是与潜在增长水平大体一致;还有一个是长期如何确保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外部环境和多重目标的约束下，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基调就定为稳中求进，就是先要稳住，然后培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具体来说，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结构性减税，在财政减收上加大了力度，营业税改增值税，已经扩大到十个省市，据财政专家估算在一千亿到两千亿元。在货币政策上，有两次不对称的降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因为库存规模很大，银行信贷又非常谨慎，它们的融资需求下降。第三，增加技改投入，相关贷款中央财政拿一部分钱来贴息。第四，民间投资出台了42个实施细则，尽管这些细则还不完全到位，还需要采取切实措施。第五，在消费领域进行节能家电的政府补贴。最后，启动了一批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污水处理、水利、高速路等。这是今年以来已经在做的。
这些措施实施后，在三季度开始慢慢见效。据王一鸣估计，经济会在三季度筑底，四季度回稳，甚至有轻度的回升。至于明年，短期的稳增长政策还需要适当扩大公共投资。比如还需要继续投资高速铁路等铁公机项目。比如首都机场，飞机进出港率是全世界第一，每年的流量超过7000万。这样的超大城市，只有一个机场，所以北京要在大兴和河北的交界处建第二个机场，流量一个亿。以后还要在第二机场和第一机场之间建一个高速通道。还有医院，养老院，停车场等，也需要建设。
除了扩大公共投资，财政上还要在其它方面增加支持力度。因为财政减收，再减税比较困难，但是可以对技改研发之类的事进行所得税抵扣。第三，适度放松货币，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息都还有空间。第四，激活民间投资，民间投资真正激活就要在石油、电力、电信、航空、铁路等领域拿出有经济效益的项目给民间资本投资，从而起到示范效益。城市公共事业，比如养老院，也可以向民间资本开放，还可以给民营企业一些补贴，并让它们特许经营。第五，出台一些政策促进消费。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第六，房地产市场现在靠行政手段价格回稳了，今后要考虑怎么用经济手段替代行政手段。比如大幅度提高交易税率，限制投资、投机交易。如果房地产交易税提高了，导致大量有房人士持有住房，就还需要渐进地推进房产税，前提是要逐步建立起财产登记制度。第七，要稳定拓展外需。中国过去的发展跟海外市场分不开。现在欧洲老了，就要找新伙伴，就是新兴市场。今后我国向新兴市场出口的份额会越来越高。
培育新增长动力和机制
中期的调整目标，则是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机制。王一鸣说，中期调整从供给面来看，就是要推进结构调整和创新。因为要培育增长动力，核心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率，提高价值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换言之，就是要改变当前这种大量投入和重化工业主导的模式，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这需要通过制造业的升级和服务业的发展，来改变速度———效益型的企业盈利模式。
供给面调整从中期看要做的，首先是产业的兼并重组。我们经常说，中国生产的工业产品，有三分之二产量都是全球第一，中国的工业产能实在太大了。比如钢铁行业，去年的产能达到了9亿吨。在建国初期，中国搞过大炼钢铁运动，当时提出以钢为纲，产能不过才是4000万吨。所以钢铁产业亟需重组。造船业更惨，造出来的船就扔在船坞里，拍卖也没有人要。造船厂手里有订单，但是下订单的企业宁可舍弃之前付的押金，也不要船。再比如水泥行业，也和钢铁行业一样，全行业过剩，价格持续下降。对这些行业来说，中期调整需要做的就是通过产业重组，把落后的产能统统淘汰掉，减少产能的同时更新设备。
第二个要做的，是支持企业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当前我国90%的企业没有研发平台。中央文件写着要鼓励高端要素向企业流动，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可是现在中国的大学生都想着去考公务员。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是不会有创新的，因为社会评价的标准不是创新。如果创新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想再上台阶根本没有希望。
第三个，拓展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中国餐馆、理发这类的服务业已经过剩了，现在需要的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现在国内服务外包市场发展很快，跨国公司把财务管理外包给中国的公司，这就是生产型、知识型的服务业。现在专业服务这块缺口很大，因为国外企业的要求根本不是刚工作的大学生可以做得了的，还需要进行额外的1-2年的培训。
再从需求面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如果还想向之前那样主要依靠外需，困难非常大。这就需要扩大内需。怎样有效地扩展内需市场，王一鸣认为，首先也是最管用的，是把农民工市民化。怎么叫市民化，那就要让这些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比如同等的享受教育和医疗服务。农民工最大的诉求是希望下一代的生活能比自己过得好，能和城里人过得一样好。现在中国城市的教育体系，比如说公立学校，运转是要靠财政补贴的。如果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要进入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那就也要政府出钱。只有这样，这一人群才可能进入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进入城市的医疗保障体系，进入城市的廉租房体系。这样农民工就不会再省下钱来回家修房子，而是直接在城市扎根生活了。就上面说的公共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廉租房体系三个体系而言，有人估算了一下，一个人在城市扎根，保守估计全国平均需要30万元，现在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有大约2.3亿人，未来城市化率如果提高到70%，还要再进城来三亿人，就是超过150万亿元的内需。
其次，从中期来看，还要改变收入分配制度。邓小平曾经说，实现共同富裕要分两步走，首先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在世界富豪榜上，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该走第二步了。但是，怎么让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因为一说要搞收入分配改革，有钱人就开始把财产向国外转移，自己也考虑在国外弄个绿卡，换个外商身份再回国，还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
所以想直接把富裕人群的财富向其它人群转移，是比较困难的，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还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专业技术人士，只要不当老板，一定是中等收入群体。所以要大力发展知识性服务业，这样才能给中等收入群体做大创造出成长的空间。另外，还要让更多的人有财产性收入，因为工薪收入阶层只凭工资很难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再次，培育文明健康的高端消费需求。王一鸣说，随着中国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定会产生高端消费需求。对这类需求政府应该注意不要去限制它，而是要引导它。比如说旅游，属于休闲度假类的高端需求;再比如说对健康的需求;还有对绿色低碳消费的需求等。尤其是要关注新兴的消费业态。比如现在网购的销售额基本上是一年翻一番，90后的年轻人已经基本上不去商店购物了，就是去也要先在网上转一遍了解清楚情况。这就是新生代消费的一大特点，怎么合理的引导是个新课题。
问与答
问：2008年的4万亿元投资导致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国家继续保增长的话，怎么使投资产生更好的效益?
答：2008年提的是保增长，那时候速度下降很快，现在提的是稳增长，这个是有区别的。稳增长不是说要再次把速度拉起来，而是稳住。2008年的4万亿元投资，有一万亿元用于汶川灾区的灾后重建。这是没有金融危机也要用的。剩下3万亿元主要是搞基础设施，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铁公机。2008年高铁占了很大的投资，机场建了一批，公路也有一些，还包括其它的如水利、保障房等，还建了一些医院，现在中心村都有中心医院。另外，4万亿元投资里还有200亿元是技改贴息。所以4万亿元投资中有很多与民生相关联的投入，都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基本没有直接的生产型投资，所以不能把所谓的产能过剩跟4万亿元挂钩。产能过剩是怎么来的，是因为经济繁荣的时候企业过度投资，当然有没有地方政府去推动这件事，不能完全否认。
问：收入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和促消费是不是有关联?
答：收入分配肯定跟消费是有关联的，当然收入分配改革不是从消费出发，出发点是解决社会公平。老说公平正义，实际上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还是很大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使一部分人说没有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水平不高，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富起来了，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分享到大量的成果。所以它的出发点是要形成更加合理的消费制度。
收入体制改革肯定跟消费是关联的，我们经常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没有收入怎么去消费，它会带来消费的效益。收入分配改革一个重要条件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因为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往往消费倾向越强。
问：现在钢铁、水泥等行业出现产能过剩，面临兼并重组的问题。以前那么多产能对应着那么多的工人，兼并重组后工人怎么办?
答：现在产能过剩最严重的是重化工这一块，重化工的特点恰恰是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当然也会有职工的安置问题，但是它对于就业的冲击会相对小。第二，我们恰恰处在劳动供需发生变化的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相对承受的压力要小，因为劳动力现在供需紧张。现在很多企业家还在抱怨为什么工资还在涨，实在受不了了。因为劳工供需紧张，你不出这个价工人就跑了。第三个确实涉及人的安置，这个政府还会给予相应的扶持。现在普遍都建了社保体系，你可以进入社保体系。但是转岗培训一定要做。
问：您刚才提到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中国有13亿人口，跟美国的面积相仿，但是美国是3亿人口。我们50%的城市化率，意味着有6、7亿的市民，如果进一步增大城市化进程，我们的城市究竟有多大的承载力，有没有计算过相应的代价?
答：我跟你说一个直观的数字，美国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大概只有几个不会超过十个。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都没有一百万人，大部分城市是50万人、60万人。现在中国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有60个，而且还在增加。
这就涉及你说的中国有没有那么多空间。我给你一个基本的解释，大城市的人均占地比小城镇和农村的人均占地要小很多。如果把人都集中到大城市，城市规划法里人均的用地是100平米，是有限制的。但是小城镇，包括农村的宅基地那就大多了，人往大城市集聚的话在空间上是节约用地，绝不是占更多的土地。这意味着撤乡并镇会倒出一些地。所以你说的对土地的担忧我觉得是不存在的。
我们要担忧的是大城市带来的大城市病。这个是世界上通常遇到的，比如污染，交通的拥堵，对这些问题中国还没有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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