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农民工”与城市的问题，其实是城市化难以避免的一面。在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进城一直和中国深沉的悲情相联系。中国现代城市的历史有一个重要的侧面是农民进城，成为工人。《骆驼祥子》里的祥子其实就是典型。
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来说，“底层”劳动者的命运一直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阶层或群体的命运，也不仅仅是一个个个体的命运，而是中国和中华民族命运的象征。每一个个体并不是自身命运的展开，而是一个民族形象的展开。由于中国在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民族的失败和屈辱的历史，中国人的个体的贫困其实是民族的贫困和危机的“寓言”。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性”的文学在表现底层劳动者的时候所采取的表述意义。
以中国现代文学开端时刻的两篇关于“人力车夫”的作品来稍加分析，一篇是鲁迅的《一件小事》，另一篇是胡适的诗作《人力车夫》。这两篇作品情境相似，但显示了不同的取向。《一件小事》所体现的是劳动者的品质，车夫面对一个事实并不清晰的撞人事件和一个似乎并不真诚的老太太所采取的承担责任的态度，使得他作为底层人物的道德的崇高性得以确立。从而使得叙述者“我”“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行。而且他对于“我”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了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鲁迅全集》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第一卷 459页）而这个车夫从此以后就对于我起到了一种楷模的作用，“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信心”。在这里，车夫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整个民族承担勇气和力量的象征。这里的“小事”经过了“抽象”的过程得到了升华。这可以说是“严肃性”的最佳表征。
胡适的《人力车夫》则与此不同，作者给我们展开的是一场世俗的对话，是一个“具体”的情境中的车夫的生活状态。车夫才十六岁，“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而车夫话非常具体：“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都不管，你老又是谁？”而客人只好说：“拉到内务部西。”（《胡适文集》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 204页）在胡适这里，贫困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存在，并没有超验的意义。所以，它是具体的和世俗的，缺少“严肃性”的表达。
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性”文学想象对于贫困的两种不同的选择。但由于中国的贫苦和危机以及中国人的深切的民族悲情，使得我们必然地将贫苦的个体升华为“民族寓言”。贫苦就有了天然的道德的合法性。因此，胡适的《人力车夫》将贫苦处境世俗化地表现就没有成为中国“现代性”的文学传统，而且受到了否定和批判。贫穷和苦难的超验和抽象的价值变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的形态。
于是，老舍的《骆驼祥子》将祥子渴望发财的失败命运写成“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直到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当代文学将发家致富表现为一种错误的道路和选择，都体现了贫苦不仅仅是个人或者群体的具体状态，而是中国的第三世界的苦难和贫苦的象征。贫苦在此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一种巨大的“深度”。这种“深度”和西方文学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叶的现实主义潮流中对于底层的表现有极大的不同。对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德莱塞来说，贫苦不是他们国家的命运，而仅仅是个人的命运，所以在那些经典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作品中，个人向上奋斗的梦想还始终存在，对于底层的悲悯同情与对于他们改变命运的现实可能的想象始终存在于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之中。可以说，中国文学对于贫困的现实主义式的表现其实和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有相当的不同。这种形态上的差异正是历史形态差异的结果。
今天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所创造的“新新中国”已经完全超越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对于贫穷的想象方式。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国家告别贫困的发展前所未有地获得了成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是整个二十世纪历史中难以想象得丰裕和繁荣。虽然贫苦问题仍然是中国当下值得关切的问题，但它显然已经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处境脱钩。贫穷的个人或者群体的处境变成了一种具体的个体或者特殊群体的命运，它不再能产生过去所产生的“民族”寓言的“深度”。贫苦和中国命运的历史的联系在今天已经过去。于是，农民工的问题，才真正成为一个具体的，值得我们高度关切的社会问题和特定的群体的命运。今天我们对于“农民工”与城市的关切才具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具体的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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