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世界的方式
在王军的记忆中，1991年，也就是他从人大新闻系毕业进入新华社工作的那一年，北京还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不知从哪一天起，变化就开始了，眼见着立交桥一座一座地建起来，从二环到三环再扩展到四环，汽车成了主流的交通工具”，初为记者的王军当时写了大量的报道，对这种新兴的城市建筑给予赞扬，“现在想来，这是件蛮愚蠢的事情”。
过往的文字对王军而言，有点像是对这所城市的亏欠。他坦言，直到2008年，自己第二本书《采访本上的城市》出版之后，心中的愧疚感才有了些许的减轻。
每个人都有自己思考问题的逻辑和观察世界的方式，王军说，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很多时候更看重时髦口号之下的利益输送，这样可以对复杂的问题得以更加本质的认识。在参加工作的这十多个年头里，他目睹了北京快速机动化的过程，而快速机动化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对能源的巨大消耗，“能源的消耗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是利益在起作用，而利益最核心的地方往往与能源有关。”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其起因本质上都是能源争夺，“大家要知道，当萨达姆把石油的换汇大量地从美元换成了欧元，第二年，美国就开战了。这是一个巧合吗？”
王军一直认为，对能源的过度依赖是一种十分脆弱的情况，而对中国“世界石油消耗的第二大国”的身份，他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中国现在对外石油的依存度大约是百分之五十，这样发展下去如果像美国西海岸一些城市，为鼓励小汽车发展，不断降低城市的密度，不断向郊区蔓延，买一瓶矿泉水都要开车出去，中国的麻烦也许将越来越多。”
好城市是可以分享的
与能源消耗相对的是人们感情的损耗，王军看到，在环路大片大片修起来的同时，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也在承受着损失，越来越少的人会去步行和骑自行车，城市化的进程除了让城市变得不好玩之外，也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疏离。“你到一个地方，被告知前面很远的地方才有一个十字路口，你还敢去逛吗？”他开玩笑说，“街道两侧的建筑界面不连续，楼和楼之间隔得很远，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车开得快起来，但在这种环境下，街道上是没有浪漫可言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地方走路。迎面走来一个人，你可能会非常紧张，会想，这个家伙为什么在这里？他是不是想要抢我的包？没有人会幻想会在这种城市的街道上邂逅爱情，可是，一个城市如果连爱情都产生不了，人类就该绝种了。”
和王军对城市的理解一样，朱天文曾经说过“一个非常多元的大都市是可以容你藏身的，辟如纽约，有很多的窟窿，很多的岔路，很像是艾丽丝的镜子，一掉进去是玩不完的，一个有活力的城市是有非常多的窟窿和缝隙让你可以滑进去的，里头是一个天地”。
王军看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城市缺少的正是这些，好城市是可以分享的，而新兴的城市却因为建设大量宽大的马路、围墙社区，而让可供分享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一系列错误的公共政策把城市逼到了一个绝望的境地，人们看似拥有合理的生活，但情感的分享，就业机会的分享却在不知不觉中缩减，Shopping mall这种毫无个性“集大成”的东西越来越多，它作为消费主义的一种符号，甚至已逐渐成为诠释现代中国文化的符号。
正在逝去的老城
王军观察城市，研究城市，书写城市，这都源于他对城市的感情，他坦言自己从业以来近二十年，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写北京的城市建设。在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中，他亲历过两次大规模拆除。而对北京城五六十年代进行的第一次的拆除，他则通过查阅和找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来还原。
在第一次大规模的拆除中，北京的老城墙被拆掉了，“听说当时故宫都打算要拆，1958年的总体规划就提到故宫要着手改建。”对那个决定，王军心有余悸：“如果当时不是遇到三年困难或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经济像今天这样平稳快速的增长,故宫会不会被改建掉呢？”
作家龙应台一次到北京的时候,看到北京的城墙消失,她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拆城墙没有征得我的同意？”王军说，“她这句话讲的真好，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为什么没有征得我的同意？”他们“征得同意”的潜台词都是——“北京是我们的北京，城市是大家的城市，不但属于我们，还属于我们的后人，我们只是后人的代管者，无权损毁文化遗产！”
王军的《城记》封面是一张西直门的老照片，照片上正是当时规划拆除西直门的场景，还有许多领导人在现场指导，之所以选择这张照片是因为“西直门拆除那一年，1969年，正好我出生，”王军说，“所以我一定要把这张照片放在我的书上。”
王军对老城市、老建筑有着很深的感情依恋。多年生活在胡同里，他真切地感觉到，老城市是一个可以走路、可以和人交流的城市，同时，老城市也是一个环保的、充满着人情味儿的城市。而那个曾经的老城北京，却正在或者说已经逝去，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已慢慢地将她蚕食殆尽。
自由相对论
王军说过，《城记》的出版并没有让自己感到太多的开心，眼见着老胡同老房子被拆，其实很痛苦，在心里他对自己说：“王军，你就是过了一把记者的瘾，把五六十年代的事儿又做了一次调查。”但同时，他也坦承，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自己内心其实是怀抱着一种很现实的关注情感，“那个时候，北京正在申办奥运会，城市从硬件到软件都在大刀阔斧的整改，”看到整个北京忙着修建立交桥，制定汽车尾气排放达标等手段来解决堵车、空气污染的问题，王军很无奈：“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有的地方把人行道给拆了，变成汽车道。”同时也觉得愤怒，“到处都是车道，简直没有了走路的理由，作为一个步行者，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没有尊严。”
这是一个为汽车修建的城市，城市道路的修建和改造只是为了给汽车提供更为方便的出行。步行的人越来越少，使用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中国顺理成章一跃进入汽车大国行列，能源问题空前严重，而不间断的架桥修路并未使交通问题得到缓解。
王军说，“十年前，我有一辆车，握着方向盘，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觉得自己得到了自由；现在，我却觉得自己失去了自由，因为车已经成了我的拐棍儿，没有它，我感到在城市里似乎寸步难行。”这是一个关于自由的相对论，很讽刺。
他把他的这些思考化作了他的第二本书——2008年出版的《采访本上的城市》。
被功能化的城市
城市不好玩的同时，也变得不好用。王军看来，现代的城市规划把城市按功能很机械地分成上班区、购物区、休闲区、生活区……在规划者的计划中，一切皆为目的，过程的愉悦被忽略不计，点与点之间最好用汽车等交通来联络，该干嘛干嘛，不用产生任何故事。王军说，每每看到住在京郊的上班族,坐地铁的匆忙冲进地铁站后像压缩饼干一样挤在车箱里；开车的被早高峰堵在城外动弹不得；坐公交的几百人排成长龙挤不上车……他就感到特别的绝望，“这真的就是我们一心要打造的一心要追求的城市生活吗?”他不解，“为什么不把CBD建到通州去，让在那里生活的人可以在那里工作？”
多年来对城市的研究，王军很清楚当今天天城市发展的路数，“我们今天的城市规划其实是在向美国学习，把城市瓦解成一碗稀粥，从而成就人们车轮上的生活。”可是，对北京来说，这并不适用，美国也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现在正在努力改正。西方国家因为早期的工业化，工厂进入城市，导致城市非常拥挤，疫病流行，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那时他们的规划者们认为，降低城市密度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所以郊区型的那种又宽又大又稀松的规划成为今天很多城市可以看到的景象。但是，这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王军言语中充满了对北京老城的布局规划的认可与赞美。他说，若干年前，一些西方的规划师赞美北京，他们站在景山上俯瞰京城，看到这个城市身在一片绿海之中，而绿海之下则是这个城市对一百多万人生存机会的供应，他们惊叹，为什么中国可以用这么少的土地供养那么多的人？
城市无止境扩张，曾经荒凉的京郊大片大片的房子立了起来,曾经市中心摆摊卖凉茶的小贩被赶到了郊区，城市里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而那个曾经绿色覆盖下悠然自得的城市则在汽车呼啸声中渐行渐远。
后记：
如王军自己所说，看世界，他喜欢通过实例分析，看城市，他喜欢把城市布局、街坊和建筑、物权、税收等作为切口——复杂问题简单化，这似乎是他的一惯作风。而思考问题，他始终立足于人：他在意人们生活在城市中的感觉；他关注是否每个人都可以在城市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他反感某些官员及“学者”对城市人口进行高端与低端的分类；他赞赏雨果判断文明基于其对待弱者的态度……他清楚地看到，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奇迹，中国三十年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对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及弱势群体始终保持着关注与同情。他反感一些富人面对穷苦人自负的论调，他说“在这个城市里，如果贫苦的人不安全，对富人而言也是不安全的。”
作为记者，王军记录他看到的，表达他思考的，用他的眼睛、他的笔让更多的人看清楚——我们所生活的城市曾经是什么样的，它经历了哪些变化，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成为今天这样。
通过自己的笔，实现公众的知情权，王军说，这是他追求的目标。
王军的新浪博客名叫“城市的眼睛”，自1991年大学毕业后从事记者行业直至现在，他一直扮演着城市观察者的角色——关心城市、记录城市、思考城市。他用记者特有的犀利眼光和敏锐嗅觉窥视和探寻城市的小变迁和大变革。
很多人知晓王军始于他那本著名的《城记》，在这本集结十年心血的作品中，他披露了大量第一手文献档案和口述史料，追述了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的政治风云和思想分歧，以及古建筑被陆续拆除的情况，还对单中心城市结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部2003年出版的作品，曾获得了中国出版集团奖、首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文汇读书周报》“2003中国十大年度图书”等奖项。日前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邓小平文选》等标志性作品一起，入围《中华读书报》甄选的“六十年六十书”，理所应当地肩负起“唤起人们记忆，印证国家变革与你我人生”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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