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李丹+丁馨怡[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编辑 / 李丹[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澄清城市密度迷思，需要审视不同的密度概念。不管人口密度、建筑密度增减，一个健康的城市想要的应该是交往密度。交往密度使有机的社会互动得以实现，人们不再是原子式的个人。社会的有机性表现在空间的有机性上，密度问题也是一个空间问题。理想的稳态的高密度要以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为基础，必须抹平区隔、障碍和歧视，中国的空间构造在相反的路上渐行渐远，而更新创造应以真正有机的公共空间为要。
交往密度
Communication Density
今天谈城市密度，不能一概而论，首先要澄清几个密度的概念：一是建筑密度，一是人口密度，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交往密度。上海原来的建筑密度不高，但是人口密度很高，建筑低矮，从1978年后才开始大规模兴建高楼，到今天上海的建筑密度提高了，在有限的空间内集中了大量的高楼，但是交往密度实际上在下降。所谓交往密度高是指：你会很容易地遭遇邻居、熟人，建立并积累社会联系。交往的前提是生活在同一个平面，以前上海的楼房也不过两三层高，非常拥挤，天到晚人们总要回到一个平面上，如不同人家在一个灶间烧饭，购买商品在弄堂口的店铺，积累交往的方式非常丰富。今天的住宅越来越高，此相应，交往变少了。
美国的独宅式居住方式使得城市人口分散，而且功能分区隔离了住宅、卖场和学校。针对这个问题，西方人提出需要一个混合城市。不光人口要有一定密度，而且功能也要是混合的，各种人群才会汇集，由此带来职业、信息的多样性。建筑也会展现出多样性，新老建筑也要混合在一起，不同建筑满足不同人群的支付能力和需要，老房子的空间狭窄，但是和他人遭遇的机会多，能形成较高的交往密度。一个宜居城市要有街道，而不是公路，要有地面上的窄而便于穿越和步行的街道，并充分利用马路两边的设施。
回到中国的城市，原来市中心密度高，现在郊区的密度也高了起来。原来中国人没有私人空间，被迫把私人空间变成了公共交往的空间，比如厨房间。我们今天应该思考怎样营造空间：既提供一个有遭遇机会的场所，又保有私密性。要有适当的尺度让人停留和交往，比如以前的街角就是一个很好的场所，西欧的街角常切成45度，避免了死角，视线能看到，形成了可停留的空间。
中国的城市只有出行的马路，没有街道了。我们没有出现大规模分区的概念，但原来的社区和商区混合的状态也在分离，很多社区街道消失了。我们在增加绿地、改善住宅空间的物理品质的同时，忘了原来街道、社区的空间对于交往和社会化多么重要，它们是获得社会经验的场所，不和别人发生互动会导致城市经验的匮乏。小区人口密度虽然高，但是楼距远，马路宽，每个人进入各自的蜂巢，是很原子化的。大家对城市形成了非常片段的想法：“到某某超市去购物”，而“在居住的街道附近走走，看看会遇到什么人”的想法越来越少，大家往往要离开自己的社区，到中心商业区去，自己周围的社区很难再给人带来丰富的感受。街道本应该是流动的活动、流动的人、流动的情感、流动的景观，置身其中会有独特的感受，现在变成了单纯的行走空间，行人只想迅速穿越。
今天讲密度，无论建筑密度还是人口密度，最终都应该带来交往密度。的确，过去灶间式的被动交往不甚理想，人们希望交往，但不希望被纠缠到所有的交往中去。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把社区交往都抹去。交往还包含不说话的交往，我们在街道上会观察他人的穿着以寻找时尚，他人也会看我身上穿的衣服以便来传递新的审美。当一条马路变得很宽，行人间彼此没有互动、沿街缺乏有意义的视觉刺激，欣赏别人和自我欣赏都变得有些勉强。以前上海人的生活世界就是里弄，里弄也是培养上海人性情的地方，当里弄大片消失时，我们去哪里模仿平民的时尚？原先的时尚始于弄堂，小孩子听故事也是在弄堂里，弄堂里传播着各种各样的流行。今天不再可能通过小区生活得到这些，居住地变成普遍缺乏社会性的空间形态。
密度问题之为空间问题
Thinking Density in Terms of Space
我们反复强调的是高密度城市的有机性，这里面包括空间的有机性和社会的有机性。空间的有机性要求空间不能有太多隔断，包括马路中央隔断、高架隔断、绿化带隔断，还有小区的隔断，现在小区都设有门禁，与过去里弄的四通八达截然相反，这种种隔断都是在破坏空间的有机性。与空间的有机性相对的是社会的有机性，我们要考虑空间的构造如何获得有机的结构，以便于发生有机的社会互动。有机的社会互动既要有空间条件，还要有社会条件，应该以完整的家庭为单位，而且有可预期的邻居关系，不可预期就很难互动。人群可以发生互动，但空间不支持也是不行的，没有空间的有机性很难让社会互动发生，所以密度问题本来就是一个空间的问题。
上海。城市需要高架，而老房子也不能拆。在上海延安路外滩处，高架与“延河大楼”只一掌之隔。不过习惯了拥挤生活的上海人们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摄影/朱骞）
广州。东濠涌高架越秀北出口路段，弯道窄而急，不仅是司机的一个技术难点，也给身边的居民楼带来很大压力。（摄影/梁珣钶）
上海。东方园林的V-roof团队将屋顶花园升级换代为“天空菜园”。当城市四周垂直密度空间呈现一种均质单调时，屋顶绿化的嵌入还提供了一种意外的社区交际平台和城市高空视野。（图片提供/东方园林）
城市密度要落实到交往密度，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很难相互交往，或者只能发生职业上的接触。只有用某些共同点把他们连结起来，才能使他们交往，并把这种交往积累起来，变成社会资本。我们希望社区的公共空间变成可以让人们经常遭遇并互相信任的地方。一个大马路上的街心花园和社区的中心花园，南京东路步行街的一家商店和一家社区商店，它们的社会性是不同的。这就是南京东路的高密度和社区的高密度的区别，在前者遇到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遇到，在后者遇到的人也许会天天遇到。而南京西路已经变成单一的品牌时装店街，渐渐地吸引到的高密度人群也变得单一。几十年前，南京西路上还有航模店，今天随着租金变高，已经不会有了。这实际上降低了行人的多样性，无形的藩篱把某些人赶出去了。南京西路和淮海中路都是城市的商业中心，但现在已经不再为大众服务，变得越来越高端、奢侈。全世界都有这样的奢侈化的现象，开始筛选人，即使密度高，但人都是特选的，街道的多元性在下降。有人甚至说淮海中路不应该有维修的小店，但路的后面仍然有居民，为居民服务的商店却在减少。新天地也只有两类人：年轻人和外国人。
上海本来有机的空间肌理已经变得破碎，充满了黑洞、隔断、鸿沟、碎片，空间变大，但彼此不连贯，流动不起来。理应无障碍的空间变得障碍重重，跟人的交往作对。中心城区修了高架，每条高架下面都是几乎没有交往和社会生活的，高架加上绿化带，是两个隔离，高架是上空的隔离，绿化带是地面的隔离。中环像一个大盖子，下面的绿化带晒不到太阳，也起不到交通的作用。外国的城市都很少见到中心城区绵延几公里的绿化带，纽约的中央公园即使大，也有各种各样的路从下面穿过去。上海的城市空间在过去3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的脉、气已经不通畅了。过去的弄堂构成一个网络，现在的街区各自为政，没了活力。
社会建制与稳态的高密度
Soci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Stable High-Density
中国的另一个问题，是非正常的人口聚集，如城中村、棚户区。这些人均面积很低、临时搭建的场所低于一定的空间标准，里面可能会发生越轨、犯罪，居住者人口密度高，但教育程度、社会资本、文化资本都是比较低的，各方面社会资源都匮乏，没有领袖也没有精英，而且年轻人居多，这些年轻人在社会里多属于弱势、边缘人群，他们本身的个体生命能量又很强，充满了欲望，得不到实现，负面、消极的东西很容易滋生、传播和强化。他们的交往密度可能很高，但是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样的交往密度缺乏“正能量”。
另一类问题是中心城区的败落，也会导致社会构成的不正常。以前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高，但都是以完整的家庭为单位存在的，一个家庭有老人、中年人、孩子，今天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仍然高，同时社会构成是破碎的。中心城区的就业便利会吸引大量服务业就业人员，比如为CBD写字楼做清洁的人，会几个人挤一个房间租住在中心城区。或者另外一种情况也很常见：家里的年轻人离开了，剩下老人。上海的中心城区曾有一些很好的房子，如洋房，现在只有老人住在里面。整个社区的社会构成变得不够正常，原来我们设想的邻居和邻居（可能在同一个单位）、孩子和孩子（可以一块上学）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社会资源，现在已经很难发生。一个老人的邻居可能是一个送外卖的或修车的，这个老人会担心跟这些年轻人交往带来的安全问题。中心城区很少清一色都是本地居民，不管好房子坏房子都是这样，石库门会看到各色人等，组合很不确定，人们彼此之间缺少信任。所以，即使人口密度再高，也很难产生积极的社会互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原子化的。以前的高密度至少是一种稳态的高密度。
人口流动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把人口划分成常住居民和临时居民的制度。这种划分本身是非包容性的、隔离性的，宣告在城市居住着两类人群，他们在居住空间上是有等级差异的，在社会态度上也是有差异的。原来并没有农民工这个概念，城里人不会把乡下人和欺骗联系在一起，今天已经有两类人群和两个世界了。这个问题不是简单靠空间能解决的，它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安排。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川流不息，但来到这个城市工作的人却很难形成关于这个城市的中长期计划，一边在此工作，一边又无法认同，因为这个城市不接纳他。如果这个大问题不解决，这个城市就仍然是分裂的。我们把城乡二元结构搬到了城市里，在同一个城市里有“城市中国”和“乡村中国”。农民工租住在中心城区，住在城市居民的房子里，房子的外观看似一样，内部条件却很差，即使空间是临近的，在社会性上还是隔离的。
城市管理者往往意识不到社会福利分配中存在空间问题；均等化的服务应该把社会问题和空间问题都顾及到。还有就是社区门禁化带来的居住空间的新型隔离已成趋势，其背景是住宅商品化的改革，门禁化小区都是物权私有化的产物。对比原来的工人新村小区，其服务都是由集体、单位来提供的，是集体主义的福利，今天的福利提供都是市场化的，一个小区购买了一个物业的服务，所以必然是封闭的、排他的。因此住宅空间的私性化和门禁化很难改变，城市管理者应该考虑的是，怎样在现有的空间格局之外，创造一些能够让人们经常遭遇的空间构造。如某些社区活动中心，就是要把分散的隔离的不同阶层的人吸引到一个中心里来，所以中心的选址、空间尺度、活动都很关键，尽管这种联系频率有限，也应该尝试。在中国当今的物权制度和城市空间更新改造制度下，公共空间的重建必须被赋予很高的重要性。
株洲。湖南株洲芦淞区的九天国际广场楼顶的4栋别墅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它将美国郊区住宅的生活理想投射在拥挤闹市的半空中。（图片/东方IC）
贵阳。贵阳市水口寺大桥，在300多米长的引桥下面是10多栋居民建筑楼。楼顶和天桥底板之间只有半人高的空隙，桥下的居民每天可以听到这个城市强劲的脉搏。（图片/东方IC）
于海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社会思想史、城市社会学、社区与志愿组织研究、全球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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