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型城镇化的讨论，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国家发改委牵头搞的规划，今年元旦以后正在着手调整，更多地考虑了县城和小城镇；一些地级市搞改县设区方案，准备把县一级的资源并进市里，县一级政府也在有针对性地规划撤县设市；户籍制度改革也箭在弦上，对居住和迁徙制度提出了新方案。我认为，大家把手中的底牌亮出来，有利于掌握下一步的牌局。
对于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什么时候召开，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我是一直反对仓促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如果不弄清楚一些争议中的重大事项，拿出一些更加清晰明朗的说法，这个会议就没有推动意义。我想，这个会议应当对新型城镇化有两个常识性的基本判断。一个判断是，这是一场真正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没有的大变局，真的实施好了，可以成为中国历代政权对农民、农业和农村态度的分水岭。另一个判断是，这是一次民营企业的机会，把新型城镇化交给民营企业先行先试，可以创造一个实实在在的政策法律环境，扩大就业岗位，带动实体经济，破解当前复杂的经济社会难题。
一、新型城镇化是一场真正的改革。目前谈改革的各种声音很多，但大多在宏观层面上谈，有的是泛泛而谈，说的大都是10年多前、甚至是20多年前的老话。我参加过这样的座谈会，发现这些改革讨论者都没有办法相互说服对方。这样下去，我担心这样一批人会失去方向感，因为他们讨论的与中央领导所关注的不在一个点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损失。
我建议就新型城镇化这个问题，把这批改革讨论者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静下心来弄清楚一些基础性的改革议题。比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乡镇机构制度。城镇是社会的缩影，城镇化迷失了方向，连大家生存的国土空间都出现了大破坏，总讨论眼下不可实施的这改革、那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其实，新型城镇化所涉及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有利于实现从小而大、由点到面的改革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待农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1949年~1978年，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业税等强制性手段，用工业产品剪刀差支持国家工业化积累；第二个30年是1978年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大规模的“伪城市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土地增值收益大多归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所有。如果占人口65%以上的农民，普遍有一种被剥夺感，我们究竟能走多远？
事实上，新型城镇化正处在找大方向的状态当中，改革讨论者如果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际上是一件历史性的憾事。中央领导已经把题目出在这了，各种意见也都亮出来了，争议还很多，你却看不见，这就是自己不作为了。我觉得，大家应当有一个大志气，表明自己是可以帮助中央领导出谋划策的，是可以拿出一些干货的。
二、新型城镇化是民营企业的一个机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民营企业的日子都过得很苦，资源整合国进民退，小微企业资金链断裂，称得上是满面愁容，一脸苦相。怎么为民营企业家找一条生路？我2010年在浙江调研时了解到，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提供了85%的城乡就业岗位，最终产品和服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上缴税收占全国企业的60%。我们不能忘了，帮助民营企业才才能做实这个国家的基础，直接关系到2.62亿多农民工就业岗位。
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有了一定积累后，由于担心财产不安全，或者是为了子女教育，移民到国外，他们很多人都表示实在是迫不得已出此下策。目前，中央财政由于大的经济形势不好，收入减少，新型城镇化的钱从哪里来是一个难题。我建议梳理出一份系统的研究报告，把新型城镇化交给民营企业家先行先试。这件事情我想了好久了，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因为已经有了非公经济36条（2005年），中小企业29条（2009年），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新36条（2010年），我们用新型城镇化这根皮筋，编一条政策的大辫子，是为民营企业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的初步设想是，可以挑选90位政治上可靠的民营企业家，比如省级以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选择30个老、少、边、穷县，3位企业家对一个县。把县城建成20万人左右的宜居小城市，每个县再建3~5个10万人的美丽小镇。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建议召开一次或多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听听民营企业家怎么说，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政策。如果我们能拿出个可以立马就干的办法，中央领导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呢？退一步说，试点30个县，成功了能趟出来一条生路，试点不成功，退回去也不会动摇大局。
我想，这个试点一定要达到盘活三农全局的整体效果：一是提高农民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与宅基地有关）、工资性收入（与承包地规模化流转有关）；二是发展现代农业，从政策上规范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实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养植和标准化生产，不再是一家一户耕种土地，孤立分散，靠天吃饭；三是改善农村环境，教育、医疗、文化和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不再零碎地分散在68万个行政村、79万个自然村，不再搞“村村通”。
最后我想说的是，真正的改革，应当找到一种上上下下都能接受的话题。一些领导已经形成了“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的习惯性思维，他们除了卖地，除了靠没有科技内涵的工业化，几乎不会再做事。但问题在于，所谓改革共识，没有部委、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认可，是不可能形成的。但他们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动我原有的这一块蛋糕，动我的存量不行。因此，我们必须想出办法，另辟蹊径，在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存量的情况下，通过新型城镇化实现增量。先妥协往前走，把事情干起来，阻力就会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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