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有很多值得纪念的东西，有很多值得关注和总结的东西，但可能最眩目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在过去40年里，由于放松了要素流动的管制，推进了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加之工业化的推动，创造了大量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飞速发展。中国城市化率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7.9%，提升到了去年年底的58.52%，平均每年提高约1.02个百分点，我国的城市人口目前已经超过8亿。而这只反映了城乡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

    然而，对于我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由于过去几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有所下降，农村可转移出来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不多了，或是部分城市居民出现了到乡村或郊区居住的倾向，我国开始出现逆城镇化现象。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因为是否会出现逆城镇化现象，是由城乡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决定的，是由劳动力资源是否追求更高报酬和更高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全世界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差距是1.5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现在是2.7倍，如果把公共服务差距包括进去，城乡实际差距会远远高于这个倍数。从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看，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约1/4。在巨大差距情况下，按照人往高处走、要素投入追求高回报的基本规律，今后依然还会出现劳动力资源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趋势。

    只要这种差距和趋势还存在，我认为，中国在大的格局上不会出现逆城镇化的现象。少数城市人可能出于某种情结，到农村地区和郊区去居住一段时间或度假修养，这批人的变化不代表大的格局上会出现逆城镇化现象。所以，我们对逆城镇化的表达要保持一种警惕。因为如果在逆城镇化的错误判断基础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回流农村和不是让他们在城市地区市民化，会降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会产生逆现代化的效果，不利于高质量发展，也不利于人口的现代化。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度减少，可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很少了，城市化动力来自何处？我觉得，过去的城市化注重的是对农业富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利用，重点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城市化，这只是1.0版本的城市化。未来城市化是要按照十九大的要求，即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落户及其家属子女的市民化上，减少因劳动力转移就业导致的妻离子散，减少夫妻分居、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这可能是未来2.0版的城市化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要更加以人为核心，以促进市民化为重点，真正实现对人口流动的现代化管理。

    在中国未来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克服过去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治理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问题，使得城市治理更加开放包容、便民高效，使得我们的城市不管规模多大，都能更加宜居宜业、绿色低碳。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城镇化之路会走得更加稳健、更加健康，各种抱怨也会越来越少，城市和农村发展也会更加平衡。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过去发展成就时，我们一定要看到城市化带国家发展和现代化所起的突出作用，一定要注重分析城镇化成就背后的政策制度成败，一定要看到我国城市化作为一个大的经济社会结构演变还没有结束，与城市化相关的制度改革完善的探索还需进一步深化，更不能被逆城镇化的错误判断所蒙蔽和误导，逆向引导资源配置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整体下降。（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将本文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