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正在成为人类现代生活的主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如今，这依然是一个现实话题。在中国，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或许可以分别代表传统与现代。在城市化高度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乡村与城市错落有致，传统与现代交织融合。今天的广东文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岭南文化，而是对它的继承与更新。就如同深圳这座城市从无到有、拔地而起，它的发展过程就是改革开放40年最有力的注脚，也是广东文化和开放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岭南文化包含偏安一隅的边缘性、退缩性，广东自古与中原疏离，是偏远荒蛮之地，是唐宋时期流放之地。近代以来，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因地缘关系，广东反而更早地接触海外的先进思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申霞艳认为，广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先行一步，成为开放的前沿阵地，一方面它向外、向西方打开，吸收外面的各种思潮；另一方面也向内开放，吸引国内的优秀人才和劳动力。“这种开放性造就了广东文化，尤其是大众流行文化的影响力。”

    广州都市文学继承岭南文化

    “广州的都市文学在大陆当代文学中可谓先行一步，这一点需要文学史给予充分肯定。”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江冰长期致力于当代中国都市文学研究，他简单介绍了广州都市文学的作家作品风格。

    张欣的小说始终对准广州大都市，白领的情感、时尚的生活，有生存压力，有灵魂挣扎，是中国大陆最早的都市“欢乐颂”。张梅的小说具有典型的岭南气韵，她的中短篇小说始终浮现着一个形象：广州街坊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年轻女子，不一定有大理想的献身精神，却一定有着面对生活小事的“恍惚眼神”，即便是长篇小说《破碎的激情》，也多是岭南阴柔的“小气象”，有意疏离时代历史的“大格局”。梁凤莲的长篇小说《西关小姐》《东山大少》，也是试图传达羊城特有的街坊氛围，精心塑造根植于这块土地上的风云人物。从西江顺流而下来到广州求学的黄咏梅，将一脉相传的西江文化与广府文化做了一个对接，这位“70后”的作家，似乎具有更加新锐的目光，运用具有先锋文学气质的手法，重新估量这座城与城里人的精神价值。

    江冰认为，上述与广州关系密切的女作家，以阴柔的文字风格、颇具女性的视角，接续前辈作家欧阳山《三家巷》的地域传统，与岭南文化有着天然的缘分。

    深圳文学展现岭南新貌

    谈到广东，不能不讲深圳。从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说，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标志性成果。作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深圳都市文学同样惹人注目。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文学界提出过“新都市文学”的口号。尽管迄今为止这一口号的内涵和外延仍不甚清晰，也未上升为创作和批评界广为认同的学术话语，但在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员于爱成看来，今天如果要给深圳文学树一面旗帜，“新都市文学”显然仍具有它的生命力。

    “新都市文学”到底“新”在哪里，于爱成认为，从深圳文学都市性质素的“新”来讲，深圳文学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较早表现了个性觉醒；较早表现了现代化行进中的劳资关系，如“打工文学”；较早表现了开放城市青少年的独立观念，如郁秀的作品；较早表现了边缘女性及更广泛范围内的都市女性在资本和性别政治中的觉醒，如缪永、盛可以等的作品。此外，深圳文学较早出现了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的主题，如吴君、戴斌等的作品。其他如谢宏、刘静好、丁力、央歌、梅毅、蔡东、刘利等作家的作品，也都写出了他们观察到、体验到的深圳人生存面貌。例如，刘静好的作品对都市女性心理微妙之处的把握和处理，令人惊叹。在艺术形式上，深圳作家更是各显神通，各有特点，不相雷同，其丰富性、先锋性、多元性，在国内任何一座城市的文学版图中都少见。

    深圳之所以为深圳，就在于它吸纳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寻梦者，它给人选择的机会、崭新的舞台，来实现自我的期许和梦想。于爱成表示，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深圳人”，这是这座城市的“新”。新都市文学就是要写出这个“新”。

    “要理解都市精神才能理解广东文学，广东文学的叙事内涵和想象方式正在发生现代转型。”在申霞艳看来，都市给人自由的同时也给人枷锁，朝九晚五的工作将人从土地的劳作和靠天吃饭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又将人囚禁在办公室和时间表中。故乡回不去了，曾经坚不可摧的土地成为缅怀和记忆的所在，乡愁成为消费品。城市的流动性、新鲜感、充满活力和变化，个体的成长、进步、充实、自由、自我实现，与职场矛盾、疏离感、空虚、焦灼、烦闷、孤独等诸多情绪交织在一起，这可能是广东文学的时代内涵。

    记者 李永杰 武勇

将本文分享到：